“古董路演"（Antiques Roadshow）的特别一期。图片：courtesy of Kenny Schachter

　　我刚从第44届巴黎国际现代艺术展（又称FIAC艺博会）回来。此次旅行留下了两个深刻印象。首先，如今太多艺术品都在全球进行生产；其次，我居然能说服自己喜欢上其中的不少作品。

　　当我们谈论起现在那些规模庞大的艺博会时，如FIAC，或是军械库艺博会、巴塞尔艺博会、科隆艺博会、布鲁塞尔艺博会、弗里兹艺博会以及上海的几个热点艺博会，实际上已经没有好坏之分。这些展会或多或少都有可取之处，除非你真的是比我更擅长扫兴的人。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英国著名歌手，摄影收藏家）曾总结，比起去美术馆和无止境的双年展和艺术节，他更喜欢去画廊和艺博会的原因：他希望自己收藏的艺术是有标价的。其实有这一想法的还不止他一个。

　　当然，艺博会上有时也会有最糟糕的事情：比如由萨尔瓦多·达利设计Logo的珍宝珠（Chupa Chups）棒棒糖的厂商——Augusto Perfetti在巴塞尔艺博会最后一天出现在Anthony Meir画廊展位。他一眼相中了一件1800万美元唐纳德·贾德60年代的经典叠块系列，接着就顺其自然地当场买下了它。同时，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艺博会上，我还看到了一位大腕级的艺术顾问，她已经身陷艺术圈多宗法律诉讼案，所以现在走到哪儿都带着她的律师，就跟格哈德·里希特去看自己的画作都要带着修复师一样。

　　另外，艺博会的附加值之一就是在展会举办期间，都会伴有专业级别的博物馆展览，例如FIAC举办期间，毕加索博物馆就在进行“毕加索1932-爱情、名誉、悲剧“（Picasso 1932- Love， Fame， Tragedy），展览将于明年以更大规模巡展到英国泰特现代艺术博物馆，这也将是该博物馆迎来的首个毕加索展。毕加索作为超高产艺术家的先驱（我猜这也是在Instagram诞生前的状况了），我倒是希望他能够偶尔休息个一两天，这样也能让我好受一些。

　　毕加索把自己经常光顾的酒吧、饭店和酒店的小票和收据都收集了起来——他在收藏癖这件事上倒是和安迪·沃霍尔不相上下。这些物品这次也在展览中与令人惊叹的艺术作品一同呈现。我恰好碰到了LuhringAugustine画廊的Roland Augustine，他说毕加索应该是最能轻松搞定税收审计的人——只要把这些都留给艺术经纪人就行。

　　FIAC艺博会

　　任何人都会因香榭丽舍大皇宫的恢宏精美而赞叹不已，那座学院派建筑里的每件大师之作看起来都熠熠生辉（尽管可能因为整个举办艺博会的大厅闷得让人大汗淋漓，发出了刺鼻的体味，玻璃天顶的下方始终盘旋着一股霉味。）经过前两届艺博会后，FIAC终于因为大皇宫即将迎来三年的大整修而不得不另辟战场，这对艺博会生意来说无疑是个打击。有人告诉我，尽管现任巴黎市市长有些仇富，但她仍坚持艺博需要在市中心举办——这么做的原因可能是她已经知道艺博会为巴黎带来的收益要比时装周还要多。

　　和那股奇怪的味道相似的是，空气中还飘散着一丝今年FIAC上“平庸之作太多“的气息，各家画廊都在拼命找出些只是水平尚可的作品。FIAC不同于其它画廊，它在周末销售表现非常好。来自巴黎郊区、邻近国家的藏家们都在周末涌入巴黎，不过这些情形通常都是虎头蛇尾。

　　能用于销售的作品乏善可陈所，这揭露的另一个事实就是：最新的趋势是画廊间兴起了展示不供销售的作品。就像是纽约的Craig Starr画廊在弗里兹艺博会上带来了一幅难得一见的赛·托姆布雷作品，Daniel Buchholz在FIAC上带来了一幅魅力十足的R.H.Quaytman作品，曾听说它的售价为10万美元，但好像并不准确。设计方面权威Patrick Seguin就拥有好几件这些让人着迷的作品。所以在一场艺术销售会上带来一些不供销售的艺术作品？这若不是一种卖方的终极胜利，那或许只是另一个市场小手段罢了。鉴于现在艺术经纪人唯一拥有的权利就是安排这些艺术品了，就随他们去吧。

艺术经纪人Gavin Brown

　　从他在90年代在303画廊工作起，我认识Gavin Brown已经快30年了。对于他，我只有尊敬和钦佩，他颇有远见地展示了Peter Doig、Christ Ofili、Maurizio Cattelan和Laura Owens艺术生涯早期作品。留着大胡子的Gavin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可爱又愤世嫉俗、有些脏脏的驯熊人亚当。尽管我们俩的关系实际并没有那么友好，甚至更是竞争关系——相信我，艺术绝对可以成为一项实打实的身体接触运动——但这么些年过去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缓和了下来。

　　他甚至还抢先一步，在我之前和一些艺术家展开了合作，比如Rob Pruitt、Jonathan Horowitz、Brian Belott、Karl Holmquist以及Joe Bradley （在他转投更财大气粗的高古轩画廊前）。Gavin的展位一直蔓延着一股令人感到兴奋的能量，而这次的巴黎亮相也不例外，它们带来了KerstinBr?tsch的作品。当我准备离开时，他大声喝住了我，说“你要作出点评论啊，要保持写作。“ 谢了，我会的。

Per Skarstedt展位上的Thomas Schütte

　　我在Skarstedt画廊展位上观赏一套六个、售价为70万美元的Thomas Schütte雕塑作品时，一旁协助我的画廊总监被其助手的抱怨声给打断，“他只想要康多（Condo），但我没办法！“现在好像每个人都想要一件乔治·康多（George Condo）的作品，尽管这在不久前还不是那么一回事儿。我在旁边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展开，一位私洽经纪人在一旁拉住了我，生拉硬拽地把我拖到展位外看她手上有的康多作品。温馨提示：如果你听到如下的销售话语，“这件作品你一定要亲眼来看看，原作肯定更出色”，那该作品通常都不是什么好货色。这个情况无一例外。

Alex Israel的新作以及Sadie Benning的新作

　　Sadie Coles可谓是一台名副其实的销售机器。在开幕之后的短短时间内，RudolfStingel一幅描绘松鼠的现实主义绘画就以接近询问价25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这也意味着Stingel的市场依旧保持活跃。我很喜欢Ugo Rondinone的作品，也有收藏，但对他现实主义风格的舞者蜡像并不是很感兴趣（上次询问时，这件尚未出售的作品价格是29万美元），作品让人联想到Marc Quinn最近在伦敦Sir John Soane博物馆内展出的作品，甚至还有几分逊色。糟糕，难道我说漏嘴了吗？我又知道些什么？对了，Alex Israel在Almine Rech和Reena Spaulding的新作都糟糕透了，就和Sadie Benning最近的作品一样。

　　Venus Over Everywhere画廊的Adam Lindemann还是一如既往地其坏脾气的形象，吹嘘着他最近在英国Goodwood汽车竞速赛中的表现——如果他真的表现出色的话，那我倒不得不佩服他了。Lindemann甚至还在对自己夸夸其谈。充满着自信的他一边往嘴里塞满东西的同时，一边不忘向我推销John Dogg的一件雕塑，说这件用轮胎做的艺术品放在我车库里一定很不错。同作为狂热的汽车收集者，我不得不承认他说的很有道理。果然是个很出色的推销员。

　　在和Nahmad家族（艺术经纪人家族）成员中最年轻的一员Joe进行交流时，我对他的学识、智慧和细腻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他带来的那些KurtSchwitters、Jean Tinguelys和让·杜布菲等在这样的环境中未免显得太过于理性和非商业化，几乎不可能获得任何成功。比如一幅描绘了几张桌子的棕色杜布菲作品，顶着从纽约现代博物馆到Ernst Beyeler基金会等各种光环，但这种媒介对于专家级别的人来说都很困难，而艺博会显然不是它们的安身之处。

Nahmad画廊内一幅小型Richard Princes的作品

　　在FIAC上最有启发性的作品之一便是佩斯画廊内Robert Irwin 于1966-67年创作的彩色圆盘，以400万美元轻松售出。一般来说，这种极简又细致的艺术作品并不是我的菜，但我可能是被Glimcher夫妇惊人的势力给影响到了。这两位画廊界传奇所拥有的远超其时代的远见，难道不让人深感敬畏吗？Arne Glimcher说他不该这么说，但Irwin确实是他最喜欢的艺术家。我发现Irwin的作品有一些与Kapoor截然相反的特征，前者的球状体散发着一种通透和发散性的气质（总的来说，我也很喜欢Anish Kapoor的作品，但是他的那些盘子形状的雕塑像是九头蛇的各个头，看上去有些大同小异。）我很幸运能够把这些私人的美学邂逅称为作品。

　　FIAC在周四和周五晚上都开得比较晚，所以走道就飞舞着各种酒瓶子。虽然艺术和酒精看上去能够自然地融合，但两者并非一直相安无事。一个已经醉了的狂欢者绊倒在高古轩展位外，但还却没有完全摔出去，反倒是直接倒在了一幅Olivier Mosset巨型单色画前面——这一系列画作每幅都有近20英尺高，而且已经全部售出。这些画作如同守夜人般伫立在展位入口，让我很快感受到它们是如此庞大、虚幻又脆弱。我想我一定是有超能力的：这个醉酒的家伙在这些崭新的、最完美精致却已经死掉的画作上清晰地留下了自己的屁股印。2012年，Clyfford Still博物馆内有一位女性脱掉了她的裤子，靠在一幅画上然后在地上小便。现在的人们都在做这些事情吗？

　　任何一个与艺术作品有接触的人都有一个责任：那就是不要毁了它。这也包括创作了作品的艺术家本人。作品可能会因为任何方式而毁掉，像是质量不过关的材料，制作过程中的方法错误，或是运输公司、藏家、画廊和博物馆笨拙的搬运方式。从通常的处理结果来看，你会觉得毁坏艺术品堪称是一场完美犯罪，没有人会承认自己做错了，反正都是别人的错，简直是推卸责任的黑洞。

　　虽然听起来不怎么光荣，我也会承认在过去几年里自己弄坏了相当多数量的艺术作品，比我的孩子们毁掉的更多。更糟糕的是，我在大皇宫里看到了一只到处乱飞的鸽子——可能是从咖啡馆里逃出来的吧，毕竟法国人什么都吃，我想象着它往Mosset已经悲剧性被毁掉的画作上再添上几坨鸽子粪，就像是目前在伦敦达明·赫斯特的Newport Street美术馆里展出的Dan Colen用鸟粪进行的创作。

　　我只留了一点点时间参观FIAC二楼的新兴艺术单元，但我到达那里时显然已经力不从心了，无法集中注意力。参观FIAC真的需要留出一天以上的时间。

　　我离开巴黎时，出租车司机提醒我要注意火车站的扒手。他其实并不用那么做，作为艺术市场的常客，我几乎每天都在面对各种阴谋和犯罪。一位朋友曾和我打赌艺博会说艺博会在经历了一阵迅速发展后将会面临滑坡，但很明显他错了。对于有多少来来往往的艺博会、总体模式是怎样的、它们对买卖艺术有什么影响我都毫不在乎，艺术的体验永远都不会瞬间消散。

Air de Paris展位上的Eliza Douglas。（Kenny买了一件）

　　一位瑞士藏家抱着病体参加了某次艺博会，结果不幸去世。有朋友问我为什么他这么重病之下还要冒险参加艺博会。为什么不呢？我说。无论好坏，这也可能是我的宿命——相比于其他地方，我希望死在巴塞尔艺博会上或是在佳士得里咽气。我曾尝试不要在FIAC上买任何东西，但还是如项往常一样可悲地失败了。我就像艺博会总监的春梦一样，挥之不去。下一站：上海。

　　其它想法和评论

　　随着11月纽约繁忙的拍卖大片即将上演，一件由Jose Mugrabi和拉里·高古轩共同拥有的安迪·沃霍尔画作《60幅最后的晚餐》（Sixty Last Suppers）获得了5000万美元的最低保证价。这件庞然大物的尺寸为294.6 x 998.2 cm，作于艺术家去世的前一年1986年。据说担保人来自瑞士人，可能也是失而复得的价值1亿美元的达芬奇画作背后的关键人之一。这两件作品都打动不了我：达芬奇的作品就像是几年前在“古董路演“节目中出现的作品，而沃霍尔的作品可能是艺术经纪人中的顶尖人物Bruno Bischofsberger从他那些颇具先见之明的代理艺术家和影响力中虚构出来的。

　　如今，艺术圈这块小小的土壤正上演着道德的戏码。在一场坚苦卓绝的贪婪vs。无知的大战中，Yves Bouvier为一件价值10亿美元的艺术作品向俄罗斯巨富Dmitry Rybolovlev索要了20亿美元，这让拉里·高古轩都吓了一跳。

　　这件案子充分证明了很多事情。自由港的拥有者Bouvier 煞费苦心去“抢劫“（按时下年轻人的叫法），而目标也是十分好骗，毫不谨慎。结果就是Rybolovlev开始在拍卖会上以亏损的价格（即作品最初的价值）出手自己那些要价过高的艺术品，其中包括达芬奇的那幅《救世主》，然后声称贪得无厌的Bouvier欺骗了他。但实际上，他只是再次证明除了政客外，你最不能相信的人就是艺术经纪人。这一切就像是克里斯托弗·伍尔（Christopher Wool）的作品：蠢（FOOL）。

　　最后一提的是，传奇性的当代艺术策展人Beatrix Ruf最近从著名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市立美术馆辞职。此前当地一家报纸发表的一篇调查报道称2015年Ruf在其他地方以咨询费的名义赚取了令人咋舌的43.73万欧元（2016-17年没有更多信息）她另外涉及到的事件是原本允诺好给予博物馆的捐赠结果却比原先提出的要少了很多，而且博物馆还要支付一笔价格过高的费用：为一件Matt Mullican的作品支付75万美元，但艺术家在拍卖行上的价格根本不超过5万美元。同时，博物馆方还答应展出一幅真伪可疑的褪色蒙德里安作品。我们不可否认Ruf的天赋和专注，但她的判断能力却不禁令人怀疑。

　　Ruf陷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典型症状：积极地拿画作去售卖无可厚非，但前提是你在过程中面对的不是一所全球知名的公共机构。Ruf至少应该先把自己的商业收益搁置几年，而不是把它们混在一起。在她已经不菲的工资之外，她还在一年内赚了近45万欧元，这实在是一笔大外快。你能想象小汉斯在蛇形画廊的走廊上做着各种交易吗？我也不行。虽然我的内核是一个充满着利益冲突、任人唯亲的人，但还是能做到非常透明化的。

　　也许应该有人给Ruf也开一个专栏，如果她和我有一点相像的话，就不会把这个专栏只写给自己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