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 

　　宋代以文治武，虽然外忧内患不断，但终宋之世，政府都在自上而下鼓励文化，推动出版。比如北宋编写“四大类书”，宋太宗一人就策划和主编了三种：《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和《文苑英华》。有皇帝躬亲示范，下面自然跟着学。从中央到地方，都大力提倡雕版印刷。两宋300多年间，刻书单位之多、雕印地区之广、图书种类之丰富都达到空前水准。美国学者T·F·卡特在《中国印刷术源流考》一书中说：“以雕版精善而言，中国历朝印刷，殆无能超过宋代。” 

　　宋代文化空间自由，自然引后世学者艳羡。王国维就是“宋吹”，他说：“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有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如金石学亦宋人所创学术之一。宋人治此学，其于蒐集、著录、考订、应用各面无不用力，不百年间遂成一种之学问。” 

　　匠心 

　　宋版书集合了宋人的审美，从中可以窥探宋人的生活状态，乃至精神追求。善本的概念就是从宋代开启的。无论在校勘、刻版、纸张、字体、版式还是在装帧上，宋版书都有着独树一帜的创造和讲究。清代的藏书家顾千里甚至说宋版书无字的地方都是美的。 

　　宋人在审美上追求“韵”，对书籍上注重各方面的精巧技艺。“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韵苟不胜，亦亡其美。”像苏轼、范成大、杨万里、朱熹、陆游等名家，同样主持刻书，刊印典籍文献。 

　　稀缺 

　　明清以来，私家藏书成风，藏书家辈出。宋版书日渐稀少，成为藏书家们“众里寻他千百度”的珍品。明代藏书家钱谦益、毛晋开收藏宋版书的风气之先。毛晋为搜求宋版书，在自己藏书楼悬挂启事：“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页抽签，每页出二百。有以旧钞本至者，每页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清代藏书家黄丕烈建“百宋一廛”收藏宋刻，自号“佞宋主人”，引领出一股如痴如迷的“佞宋之风”。到了近代，藏书家周叔弢购得天禄琳琅旧藏南宋初年杭州刻本《寒山子诗集》一卷，由此将书斋改名为 “寒在堂”，自言“天禄旧物，虽一鳞片甲，亦足自豪也”。 

　　“一页宋版，一两黄金”，自然奇货可居。必须要说，自古以来藏书家之中心工作，并不是囤积居奇，而在对典籍的校雠与研究。 

　　清代陈其元写《庸闲斋笔记》，对其时“佞宋”的风气大有嘲讽。昆山县令王定安酷爱宋版书，买了宋刻本《孟子》冲陈其元显摆。大木盒里套着小木盒，里面藏着《孟子》。陈其元问他：“读此可增长智慧乎?”王定安说，不能。陈其元又问：“可较别本多记数行乎?”王定安说，也不能。陈其元于是笑说，那你还不如读我的官刻本，何必花这么多钱来藏书?气得王定安大叫“君非解人”。 

　　王定安并不是泛泛之辈。他给曾国藩做了20年的幕僚，校注过曾国藩汇编的《十八家诗抄》。家富藏书，藏书楼叫“宝宋阁”，对所藏图书做了大量编目查对工作。陈其元这么说他真是有些冤枉人。 

　　说到底，藏书的历史，是一部藏书家的历史。《北江诗话》中，洪亮吉将藏书家分为五等：考订、校雠、收藏、鉴赏和掠贩。历代藏书家或修复装潢，或鉴别真伪，或校勘抄补，或传录题跋，绵绵不绝的传承过程，才是价值所在。 

　　当代藏书家韦力写过一本《得书记》，同时又推出一本《失书记》。他在书中说：“藏书之事，更令人陶醉的还是那些得书与失书的过程。” 

　　藏书家的情感，或可用“患得患失”来总结。明代藏书家毛晋在藏书印上刻写“处处在在有神物护持”，清代藏书家张蓉镜更极端，在藏书上血书“南无阿弥陀佛”。神佛护持通常不大管用，就连清代皇家善本书特藏“天禄琳琅”也逃不过乾清宫的大火。 

　　宋版书为什么了不起?终能传世千年，其间的艰辛与不易更可赞叹，弥足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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