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皇家内府收藏不力，国库管理相当混乱，掌权的皇亲国戚和宦官们利用职权大量侵吞国藏，将内府所藏成箱偷运出宫以谋私利，其嚣张程度可谓肆无忌惮。使得皇室所藏传世珍宝大量流失，有相当数量的国宝流入民间。加之商品经济的发展，由此引发了收藏之风的鼎盛。在江南富庶的地区，收藏家辈出，有华夏、王世贞、项元汴、文征明、董其昌等大家。

　　在这几位明代著名收藏家当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富甲一方的收藏巨擘项元汴家族，其收藏的历代书画名迹和古玩数不胜数。现在我们在许多价值连城的画卷和法书上，经常能见到盖有“项子京珍藏”、“项元汴印”、“天籁阁墨林”或“天籁阁”之类的收藏印章。可以说，当今存世的顶级书画珍品上的收藏印，除了清朝皇帝，就数他的印记最多。项元汴还把自家贮藏金石书画的地方名曰“天籁阁”，据传因得古琴“天籁”而命名。

　　那么，这个项元汴到底是何许人?那些皇冠明珠一般的稀世之宝，是通过哪种方式进入其囊中的?他对于那么多的藏品是如何管理鉴定的，而藏品最后又流向何处呢?

　　一、家族背景与鉴藏网络

　　项元汴(1525一1590)，字子京，号墨林山人，又号香岩居士、退密斋主人等，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出身名门望族世家，是明代卓越的收藏家。据传此人“好古博雅，精于鉴赏。嗜古人法书如嗜饮食，每得奇书，不复论价，故东南名迹多归之。”项氏能够成为明代晚期民间收藏的巨擘绝非凌空出世，而是有着不同寻常的家庭背景。其祖辈在经济、文化、道德等各方面的积累，为他在收藏界的地位准备了充足条件。

　　这个家族重视诗书传家，以及传统儒学的经典教育。先人在遗训中强调“有子有孙者不教之读即教之”。因此在项氏家族中，中举人和进士的就多达二十几人。始祖项晋官至大理寺评事，因护驾至江南，得到皇帝的赏识。从项晋到项笃寿，这个家族代代出高官，并官运亨通，其父项诠就官至南京吏部郎中。如此，就像一张珊瑚网，构成了庞大而兴旺的家族势力，是保证这个家族得以绵延不断的重要因素。

　　除了先人在政治上取得的赫赫功名外，这个家族的经济实力也很雄厚，亦为项元汴日后的收藏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其父(项诠)重视财富积累，从不胡乱挥霍，布衣素食，勤俭持家，且十分注重收藏，项家积财的特点是多聚金银古玩，少置田地房产，项元汴更是把这一点发挥到极致。从小受其父影响，十分善于理财。除了继承家业经营田产外，亦大规模地从事书画古玩等艺术品的买卖。从16岁开始投身于收藏活动，既获暴利又沾风雅，并以此为毕生之业。

　　除了家庭背景之外，项元汴鉴藏活动后面，有着一张庞大的复杂网络，使其最终成为一代收藏名家。其间有职业古董商，也有和他一样的职业收藏家，还有僧人及装裱匠。在鉴藏之风盛行的明代，许多甚至地位卑微的文人，也或多或少都拥有几件藏品，从而构成了一个艺术鉴藏的圈子。

　　在项氏鉴藏网络中，鉴藏家之间的交往时常会进行藏品的买卖。不仅如此，项元汴的亲哥项笃寿也曾协助收集藏品，有时还花重金购买后赠予他。如《虞雍公诛蚊赋刻石疏》就是这样来的：“此帖今藏余家，往在无锡荡口得于华氏中甫处。少溪家兄(项笃寿)重购见贻之物。元汴”。

　　项氏和僧人来往密切，他们通过藏品而相互结识。智舷在诗集《黄叶庵集》中曾回忆去项家所见到的情况：“项子京家藏王孟端江山万里图一卷，长四丈，余尝见之，真稀世之宝也。”以藏品结缘，项元汴与智舷结下深厚友谊。

　　此外，装裱师也参与到项氏的鉴藏网络中来。王复元是在项家从事书画装裱工作，有时亦为他收集字画，目的是换得金钱，他平日“每独行阅市，遇奇物佳玩与缣素之迹，即潜购之”。而陈继儒也曾说道：“赵子昂亭林碑，其真迹曾粘村民屋壁上，王野宾买之以转售项氏。”

　　二、艺术品收藏与来源方式

　　项元汴艺术品收藏的数量在当时可谓首屈一指。其“所藏古器物图书，甲于江南，客至相与品鹭鉴足，穷日忘倦。”在明朝一代私家收藏中堪称巨擘。曾有人将项氏与同时代的文坛巨匠、藏书家王世贞相比：王氏小酉馆藏书三万册，其尔雅楼所藏宋版书更是名闻天下。但时人以为“不及墨林远矣”。项元汴收藏之丰，亦由此可见。

　　虽然项的“天籁阁”藏品丰富，却也不是兼收并蓄，盲目收集。其毕生所收藏，多为世间精品。曾收藏有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据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说：“大令洛神赋真迹，元时犹在赵子昂家，今虽宋榻不复见矣。今日见此四行亦唐摹冷金旧迹，在李项氏”。

　　项氏所藏的名迹还有很多，如：韩斡的《照夜白图》、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二羊图》、李唐的《采薇图》、韩滉的《五牛图》、钱选的《浮玉山居图》、王羲之的《行楷书千字文》、米芾的《清和帖》、怀素的《苦笋帖》、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花溪渔隐图》、仇英的《桃树草堂图》等。项元汴在这些众多名迹上钤盖多方收藏印章及标写价格，这种方式就曾遭致清代姜绍书的讥讽，认为其举措破坏了书画名迹的原貌，并让书画作品犹如账册。但我们从中或许可以发现，项氏不仅是位收藏家，更是一位古董商人。许多藏品作为商品买卖，随进随出，并记录价格以便利润的统计。

　　除法书名画之外，项元汴其它的稀世之宝收藏亦颇多。其藏品种类还包括瓷器、紫砂器、彝器、印鉴、书籍、古砚等。此外还有书案、手札、古琴、精致香几、小盒等也是其所着力收集的对象。

　　那么，项元汴如此多的藏品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得来的呢?其时明代民间的艺术品市场己基本形成，古玩买卖十分活跃，因此获得艺术品的方式也多种多样。项氏的藏品来源主要有现金购买、友情馈赠、委托代购、利用当铺占有抵押品等方式。

　　在晚明，现金购买艺术品十分普遍，这是项氏收集藏品最主要的来源。他曾以五十金的价格从无锡安氏的藏家手中购得晋代王羲之的《此事贴》。另外，其家藏另一本王羲之的《每思帖》就是从安国处购买，项氏如实写道:“晋右将军王羲之每思帖，墨林主人项元汴用价五十金得于无锡安氏，时隆庆三年八月朔日”。除了从他人手上购买外，项亦经常去艺术品市场上购买。

　　这时期，接受馈赠亦是项氏藏品来源的方式之一。文征明曾应项之邀，为其以小楷书《古诗十九首》和陶渊明的《田园诗》四首合册相赠。其53岁生日(1578年)时，文嘉为表庆贺，画《山水图》相赠。另外，《石渠宝笈》中记载了项氏与天一阁的主人范钦交往甚密，馈赠书籍、法书也是常有的事情。项氏亦利用当铺占有抵押品。其天籁阁不但是珍藏的处所，同时也作为书画古玩、金银器物的典当商铺之用。正如《书万岁通天帖旧事》中说他“以善治生产富，能鉴别古人书画。所居天籁阁，坐质库估价。”

　　三、书画的鉴定管理与流散

　　项元汴不仅是名扬东南的收藏家，而且也是富于鉴赏的鉴定家。项氏对书画的管理是相当细致的，并十分重视书画的装裱工作，曾安排专人负责。藏品的装裱是对其保存的重要手段，所以历代收藏家都很重视藏品的装裱工作。

　　面对如此浩瀚的藏品，项还采用了《千字文》编号来管理。从现存其所藏书画中发现有“艺”、“真”、“讥”、“宠”等字样，可知当年书画藏品是以《千字文》里面特定字来命名和管理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收藏之富。

　　不仅如此，项元汴在收藏书画过程中，还注意到了对书画的具体保护，并把保护措施在交游赏鉴过程中加以推广：唐宋人书画，不可日色中展玩，多至损坏，即微有蒸湿，只须风日晴美时，案头舒卷亦得。他也曾提出过如何保护唐宋小画：“凡唐宋名笔，除大幅长卷不论，其零星妙迹最宜作册，予展玩即便，增添抡选，兼免整折翎损之患，亦好古者所当知也”。

　　即使管理得当，但藏品毕竟是有聚有散，项氏的藏品在他临终前，将其平生所藏的古书画及其古器物，分给了他的6个儿子。极小的部分后来传给了项圣谟、项子昆等孙子辈的手中。如曾被项元汴称为“法书墨迹第一卷”的《怀素自叙帖》，最后却让“程季白以千金得之，寻归姚汉臣”。

　　然而，这些项元汴倾几代家产毕生之力经营的“天籁阁”藏品，最终于顺治初年被清军千夫长汪六水劫掠。据姜绍书《韵石斋笔谈》记载：“乙酉岁(1645)，(清军)大兵至嘉禾，项氏累世之藏，尽为千夫长汪六水所掠，荡然无遗。讵非枉作千年计乎?物之尤者，应如烟云过眼观可也。”项家宅院在战火中受毁惨重，家族成员也在战乱中流离凋零，贫困潦倒，国破家亡。当时的情景正如项圣谟题《三招隐卷》自述:“明年(1645年)夏，自江以南，兵民溃散，戎马交驰。于闰六月廿有六日，禾城(嘉兴)既陷，劫灰熏天，余仅孑身负母并妻子远窜，而家破矣”。这些珍贵的典籍和字画，除一部分散落民间外，大都被存入了清廷内府。然这对于私人收藏家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正如时人回忆的那样：沧桑后，书画满市。这些藏品大部分价格较低，使得诸多私人藏家纷纷购买，如清初大藏家孙承泽所言：“近众旧内，得名画以数百计，序时代以递阅之。”

　　项元汴对藏品进行有效保存与管理，使历代的书画名迹得以流传至今，对于保存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他的一些著述对文物鉴赏也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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