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月，当安迪·沃霍尔在米兰参加自己展览的开幕式时，他的腹部突然开始痉挛。回到纽约后，他被查出胆囊感染，并有形成坏疽的危险。医生建议他割掉胆囊。确诊之后，他对朋友表示此次情况可能不妙。他将贵重物品和遗嘱都锁进了自己在曼哈顿黄金地段的豪宅之后，就以“鲍勃·罗伯特”的假名住进了医院。

　　手术定于第二天，那天是星期六。沃霍尔工作室的管理者、安迪·沃霍尔公司的副总裁文森特·弗里蒙特（Vincent Fremont）说：“那是一段痛苦的回忆，他不应该选择在周末的时间做手术。”因为手术本身虽然并没有引发并发症，但周末的医院护理工作做得并不到位。周日早上5点45分，沃霍尔的身体开始发青，六点半被确认死亡。

　　官方死因是心脏病突发，而睡梦中的沃霍尔并没有太大反应。弗里蒙特说：“沃霍尔本可以活下来的。他才58岁，虽然身体瘦弱，但健康状况一直不错。”

安迪·沃霍尔，《锤子和镰刀》，1976年

　　尽管他的逝世出乎意料，但自从1968年的枪击案后，他的命运似乎就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了，他自己甚至都有所察觉。弗里蒙特说：“安迪的直觉一向很准，所以他或许真的用第六感预示到了自己的死亡。”

　　我们也可以从沃霍尔最后十年的创作中看出一些端倪。“死亡”已经成为这一时期的最重要主题。

安迪·沃霍尔，《伊朗公主》，1977年

　　去年在牛津大学阿什莫尔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举办了沃霍尔的作品展，100多件展品均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收藏家安德鲁·豪尔和克里斯丁（Christine）夫妇。展览回顾了沃霍尔最后十年的创作——虽然沃霍尔各个阶段的作品都有，但八十年代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被认为不是沃霍尔艺术创作的巅峰，这批作品在价格上便宜一些。

　　1985年到1986年的黑白作品是其中的代表。这些作品的主题晦暗，内容都是报纸上刊登的日常用品广告。其中包括一个标签上写着“只卖9.98”的基督像，还有一个硕大的如同光环一样的汉堡包，他们都一定程度上具有宗教性，令人想到“生与死”等最终极问题。

安迪·沃霍尔，《汉堡包》，1985-1986

　　这些黑白照片是他晚年阴冷风格的缩影。八十年代初，他开始描绘手枪、菜刀等内容，这些都反映了美国社会不可忽视的暴力和犯罪问题。大约在 1985 年，他将大写加粗的单词“Aids”（艾滋病）做成了作品。弗里蒙特揭示了他这么做的原因：“艾滋病夺去了他的一些好朋友的生命，它就是死亡的代名词。当读到相关的新闻时，沃霍尔都会深受触动。”

安迪·沃霍尔，《二十个毛泽东》，1977年

　　然而在那个时期，属于波普艺术的六十年代已经一去不返，而沃霍尔已经被看作是强弩之末。他的晚期创作更多聚焦于社会问题。他会在晚上到Mudd Club和54工作室等时尚夜总会去寻找被拍摄对象，然后第二天让这些人到工作室集合以便于他拍摄。用宝丽相机拍摄完毕后，他会将照片变成颜色明亮的丝网印刷作品。这些作品的规格相同，都为40 x 40 英寸，而价格会随着版数而递减，第一版为25000美元，第四版为5000美元。

　　对于称自己“只是一架机器”的沃霍尔，人们讽刺他是一个艺术叛徒。1974 年，他在纽约上东区买了一栋六层的独立洋房。七十年代末，他的肖像每年能给他带来200万美金的收入。当然，现在这些看似肤浅的作品也有了支持者。阿什莫尔博物馆安迪·沃霍尔展的策展人诺曼 · 罗森塔尔（Norman Rosenthal）说：“沃霍尔的作品记录了时代。安迪是一个伟大的肖像画家，如同当年英国的雷诺兹。”

　　然而，当沃霍尔在 1982 年展出美元符号作品时，即便是与他有长期合作关系的艺术交易商里奥·卡斯泰利（Leo Castelli）也感到非常尴尬。卡斯泰利将展览的场地转移到了其在纽约格林街画廊（Greene Street）的地下室内，即便没有卖出一幅作品，他也不觉得奇怪。曾在八十年代和沃霍尔有过合作关系的英国艺术商人安东尼·德欧菲（Anthony d’Offay）说：“没有人为安迪说好话。”

　　2009 年，德欧菲将收藏的沃霍尔的很多画作献给了英国政府，并成为“艺术家工作室巡回展览项目”（Artist Rooms project）的一部分。 今年夏季，项目的展览会登陆泰特现代美术馆。德欧菲说：“我记得当时人们看到美元符号时厌恶的场景，人们都说他已经过气了。但是如今看来，这些作品更像是一种预兆。”

　　正是在卡斯泰利为沃霍尔举办展览的时候，德欧菲认识了沃霍尔。德欧菲邀请沃霍尔到伦敦办展，沃霍尔同意了。但当德欧菲问沃霍尔想展览些什么时，艺术家说：“我听你的，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他的回答听起来有点懒散和玩世不恭— —一位商业艺术家拿钱办事的态度。但是对德欧菲来说，这就是沃霍尔的特别之处：“世界上有哪个艺术家曾经说过：‘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两天后，德欧菲乘坐飞机去了纽约。听了他的设想后，沃霍尔激情满满地开始工作。德欧菲说：“认识他几年后，我突然觉得，他可能是二十世纪后半叶唯一一个深明肖像创作奥义的人了。”

　　二人合作的结果是1986年在伦敦德欧菲画廊举办的肖像创意展。参展作品是如今被称为“惊恐假发”（Fright Wig）的个人肖像系列——照片中的沃霍尔头顶细长蓬乱的假发，而现在，那些图片已经是沃霍尔标志性的肖像。谈到此事，德欧菲有点自豪：“其中有五幅被博物馆买去……那时的安迪非常兴奋。”过了十几年的低迷期，沃霍尔终于又火了一把。

安迪·沃霍尔《自拍（惊恐假发）》，1986

　　对弗里蒙特来说，惊恐假发系列是沃霍尔创作晚期的一次高潮。在八十年代，沃霍尔非常活跃。他曾担任男模，执导音乐录影带，甚至开始在电视上举办脱口秀。1986年，他的“安迪·沃霍尔的十五分钟”系列节目开始在音乐电视网上公演。

　　在沃霍尔去世的前几天，德欧菲还为艺术家出了一个新点子︰为塞缪尔 · 贝克特（Samuel Beckett）制作肖像照片。谈及当时的情况，他说：“安迪给我打电话说，‘我周五要进医院，一周后去巴黎。贝克特是一个非常尖锐的人。我将会拍摄很多照片，然后用非常漂亮的颜色为你做个展览。’——然而他却死了”。

　　虽然惊讶，但德欧菲并不是特别震惊，因为他知道沃霍尔最后的创造力深深植根于死亡。“他的作品无不表现着我们与死亡近在咫尺的距离。” 德欧菲觉得安迪·沃霍尔的惊恐假发系列就特别像是“死亡面具”。他说：“还记得有次我到安迪的工作室，我们俩待在一个小电梯内，他那时正朝上看，脸色惨白。我好像看到了死亡。”

安迪·沃霍尔，《花》，1978年

　　身为凡人的沃霍尔当然是不能预知未来的。但他在生命的尽头时表现出的与现实生活脱离的状态，确实显示了其对死亡更深的体悟。

　　对弗里蒙特来说，沃霍尔对肤浅东西的痴迷只不过是他放出的烟幕弹。他认为，沃霍尔不光是一个波普艺术家，他还是一个概念艺术家，一个色彩画家，一个装置艺术家和一个梦想家。他的内心远比他的外在表现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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