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是东北军阀张作霖的长子，也是著名的收藏家，其收藏之富之精，堪与张伯驹等比肩。
离台时拍卖两百多件文物
许多人都知道，民国“四大公子”（注：张伯驹、张学良、溥侗、袁克文）各自都有自己的收藏经。张学良的收藏多是早年购进的，涉及到古籍、文玩、书画等领域。张将军后来遭逢变故，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囚禁生活，其收藏品多有流失，在所难免，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到1994年底张学良离开台湾时，身边藏品还有不少，远非一般藏家可比。张学良将军当然不愿意将这批东西带到国外，那他是如何处理的呢？
一是赠送。张将军在台北的原有旧宅出售后，房内所有家具，都遵照主人的意愿，分别赠给了几位友人。他们喜欢收藏张将军的物品，张将军也没要一分钱。而数万册图书，则无偿赠给台湾东海大学图书馆了。不但有许多孤本、善本古书，还有当年张在贵州幽居时，托人费尽周折弄到的明史书籍。有些是将军在囚禁生活中油灯下写下的学史笔记，弥足珍贵。不少书留有将军的眉批。
二是拍卖。这一举动，是张学良夫妇犹豫再三，在众亲友力劝下才进行的。照他历来的做法，似也要捐出去。这想法，遭到家人的坚决反对。为首的是将军侄女（注：张学良五弟张学森之女）张闾芳，其时，她受委托负责管理张学良在台湾的旧居。她竭力主张将这批文物交拍卖行处理。她认为，将军夫妇晚年定居夏威夷，开支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将文物古董出手换成养老基金，是合乎情理的。张学良对此议踌躇很久，最终经家人劝导，才慢慢想通了。
张学良旧居文物拍卖会于1994年4月10日由苏富比(微博)拍卖行举办，场面十分热烈，轰动了文物收藏界。据说开槌前一小时，拍卖场已座无虚席。
这场拍卖总成交额高达13289万新台币（注：约合3000万人民币），比事前预计的高出了3倍之多；207件拍品全部拍出，实现了100%的成交率；而张学良收藏了长达70年的北宋宫廷御用画家谢元所绘的绢本长卷《桃花》，估价在300万至500万新台币，最终以1655万新台币成交，是整场拍卖的最高纪录。而张大千生前赠送他的一些作品《湖山轻舟》、《秋声图》和《水竹幽居》，也拍到了950万、350万和520万新台币。
这批文物，大多为早年张学良从沈阳和北平带出来的，许多是他自己出钱从荣宝斋买的。
藏品跟随他辗转多地
张学良的古代书画收藏开始于20世纪的20年代初期。他在主事军政之余，曾经常到京津地区书画店和古董铺去“寻古”。
1924年秋，他在天津一家旧书店的旧纸堆中偶尔发现一轴古画。因年代久远，画面上一片污垢。但依稀可见所画的是一松一枫，树下有一老者，手提竹篮，笔墨精湛，应是名家之作，但画上未署名款。店主可能并不认识张学良，见他对此画观赏仔细，且有购买意愿，即开出高价。张学良并不与之还价，毅然重金购下。后请天津一位知名的鉴赏家鉴定，发现竟然是南宋名画家李唐的真迹，堪称国宝。
自此之后，张学良的书画收藏兴趣一发而不可收拾了，他将位于沈阳大南门帅府内的书画收藏处名曰“定远斋”，并经好友胡若愚（后任青岛市市长）、结拜兄弟周大文（曾任张作霖密电处处长和北平市市长）指点，根据自己业余喜欢明史的特点，逐步确定以明清书画和明清名人墨迹为主的收藏方向。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随蒋介石飞回南京，从此失去人身自由，他曾将收藏在西安行署中的书画委托蒋介石的私人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暂为保管。后来，赵一荻等人亲自将此批收藏护运至浙江省奉化溪口，暂存于雪窦山山顶的中国旅行社一库房中。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批书画藏品又随他先后辗转多地，最后转运到了台湾。
王献之行书《舍内帖》遭劫
张学良一生收藏中价格最为昂贵，也最让他念念不忘、义愤难平的一件书画名迹，是现藏日本横滨博物馆的王献之行书名迹《舍内帖》。全帖共二行19字：“白承舍内分连近豫遂就难以喻痛济理献之白”。此帖虽然应是唐人或宋人的摹本，但上有“绍兴”、“天历之宝”等皇家鉴藏御印，而且曾先后著录于《宣和书谱》、吴其贞《书画记》、顾复《平生壮观》等书，可谓流传有序。
据载，张学良购得此帖时，书画商开价3万大洋。仅凭此帖，他就已是当时北方数一数二的收藏家。
然而，“九一八”事变之后，《舍内帖》与“定远斋”许多书画藏品均被日军将领盗走，抗日战争结束后又流入日本，成了张学良收藏生涯的一大“痛”。
据说，当年日本关东军占领了沈阳大帅府后，有些日军将领欲私吞定远斋的书画收藏，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却命人将在大帅府所抢掠的钱物与书画，造册装车运往北平，送交张学良本人。此用意异常阴险，若张学良收下，则他在中国民众中的形象将十分不堪。
张学良及幕僚命来人将财物与书画仍然运回沈阳大帅府。据传，火车返回时途经山海关，曾遭车站上的日伪守军洗劫。但绝大多数后来被追回，收藏于伪“奉天博物馆”中，仍有小部分书画不知去向。
后来，伪“满洲国国务院逆产处理委员会”编有一份张学良收藏的《书画目录》，共有书画藏品241种，633件，其中煊赫名迹有：王献之《舍内帖》、李昭道《海市图》、董源《山水卷》、郭熙《寒林图》、宋徽宗《敕书》等，另外还有赵孟頫、吴镇、王蒙、文徵明等人，以及慈禧、光绪的书画和日本近代名画家的作品。
此批后来收藏于“奉天博物馆”中的书画藏品，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前，被日伪人员抢劫一空，许多藏品后来均流往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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