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得翔先生是“文革”前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的高材生。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的中央美术学院每年每个班只招收几名学生，却拥有一批国内最优秀的艺术家执教，考取之难难于上青天，是多少莘莘学子可望而不可及的艺术殿堂。人们称羡那些能在中央美院就读的学生为“天之骄子”，仰望他们能有幸聆听画坛大师巨匠的耳提面命、谆谆教诲。张得翔先生的艺术根基就是在这一最高美术学府建立的。他的山水画师从李可染、何海霞、宗其香、陶一清，他的花鸟画受业于李苦禅、田世光、俞致贞、郭味蕖等一代名师。七年的“学院派”教育，诸多教授的浇灌，张得翔在博学多家中眼界大为开阔，不仅努力领会诸师的艺术思想和笔墨精诣，而且遵循师训对传统“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再“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精读传统与大自然两本书”（李可染语）。张得翔筑基深厚。

 

 

 

　　与众位学友不同的是，1965年毕业于中央美院之后，张得翔又走向了军营，成为一名军旅画家，在部队的大熔炉里从事专业美术创作与教学，一干就是40。期间，为创作军事题材涉猎多个画种，还曾重返母校进修过油画专业，并赴前线担任过战地记者，又兼任两所大学的美术教授，可谓“风风雨雨人生路，戎马倥偬几十年”。张得翔的艺术人生，是中央美院沃土培育了他艺术创作的根苗，是长期的军旅生涯教他为艺，教他做人，教他奋进。他性情的耿介、为人的诚厚、求艺的笃实、画风的稳健，无不与他接受中央美院的正统教育和恪守军人的风范相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恩师李可染的言传身教对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李可染有很好的艺术天赋，但他绝不恃才傲物，而是主张“困而知之，做苦学派”。他把自己的画斋命名为“师牛堂”，刻印章“孺子牛”以自勉；他勉励学生的话是“天道酬勤”、“实者慧”、“深于思，精于勤”、“意匠惨淡经营中”、“胸怀壮志，不畏近难”等等。他以自己的经验告诫后学者，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老老实实地做艺术劳动，从事艺术实践，在劳动与实践中获得才能和智慧。当然，李可染在弘扬传统山水画的过程中，坚持“洋为中用”的原则，抓住“写生”这一重要环节，把包括关注形、光、色在内的西画的创作技巧有机地融在传统的、写意的笔墨体系中，为写意的中国画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同时，获得更强表现力的创作方法和方向，更像一盏指路明灯照耀着张得翔的艺术苦旅之途。

 

 

 

　　大致说来，走向新世纪的10度年间，是张得翔先生山水画创作的黄金时期。在此之前，应该说是他的蓄志积淀期，既沉湎与传统把古人的经验和技巧学到手，又像师辈一样地拥抱大自然，既画江南也画塞北，既画云贵有画太行，蓄千山万壑于胸中，记南北风光于笔下。在此之后，是他开花结果的绽放期。因为退休之后，他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苦研思变，去进行融合中西的多种尝试。于是便产生了他在山水画领域一系列革故鼎新的创造。

 

 

 

　　他的山水不是文人水墨的萧疏淡逸，也不是古人笔痕墨迹的拼拼凑凑，更不是符号化的传统山水画的旧有程式，而是以充满激情的笔墨于色彩，深情地吟诵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北国南疆的旖旎风光，其气势撼人、浓墨壮彩的朴厚风格也日益成熟。他的足迹踏遍祖国大地，练就了对景写生、对景创作的高强表现力，并以日益高涨的创作热情展示山川雄魂、江河神境。他画太行山《秋染霜林醉》霞光夕照的沉厚，他画长白山《戌楼夜雪》银色世界的苍凉；他画《春江待渡》中的漓江美不胜收，他画《天山深处有牧家》安居乐业的生存状态；他画巍巍《青山树碑》的英烈浩气长存，他画茫茫大漠旧貌换新颜的《戈壁奇观》……透过这些重峦叠嶂、密林茂树、云蒸霞蔚的自然景观，多有点景人物活动与其间，使他的静态山水充满生气和人间烟火而具有现代气息。在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中，张得翔先生以独有的角度、独立的语言、独自的感觉方式。拓展了山水画的题材领域，强化了笔墨与色彩的表现力，围绕的是山水画的图新求变，关注的是自然山川的魂魄，看重的是时代感和民族情。我们随便以张得翔的任何一件作品为例去解析他创作构想和方法，都可以窥视到他对山水画现代形态的探求与建构所显示的突出特点。

 

 

 

　　特点之一是张得翔深谙传统笔墨之道，既强调“以线为骨”的书写性，又讲究“以墨为肉”的塑造感，着意于笔墨自身的审美价值。他以研究的眼光去观察真山真水，以敞开的心灵去面对自然，以“师法造化”为基础带动笔墨的新变。笔墨凝重、坚实，却不失蓊郁灵动之气与清新空逸之风。用线笔笔中锋，行中有留，如屈铁盘绕，如壁圻屋漏，如高山坠石，忽隐忽现，虚实互动；用墨则以积墨见长，层层积染，层层见笔，烟岚雾霭悬挂于高山密林之间，清远幽深的意境在峡谷山坡中随处可见。他孜孜以求的“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的境界，最终以墨与笔会、墨与水和为体现，妙得墨气丰厚、气韵充盈之效果。清人笪重光所言“尽峦嶂笔墨之变，亦尽笔内笔外起伏之变”，正是张得翔山水的独特风骨。

 

 

 

　　特点之二是张得翔不仅关注笔墨，更关注色彩。他不会因为强调色彩的表现力而忽视笔情墨韵的追求，也不会因为注重笔墨的价值而轻视色彩的妙用。他继承了“以墨显色辉，以色助墨韵”的传统理法，却明显地回避了传统用色的单调和清旷，而是在注重实境的感受中，把西方强烈的色彩表现和传统用色的典雅结合起来，让客观自然的色彩与主观内心的色彩交融为一，致力于对象的造型、体积、质感、光影以及空间感的表达与呈现。或在统一色调里寻找色差，推出层次，渲染一种氛围；或在冷暖色彩的对比中，取得和谐，相互映衬，追求一种意境。他把全部心血，和入了色彩，换来了这门古老艺术的新生，换来了它的鲜活生机，有力地彰显着它的华彩与丰厚。将色彩大规模地引进水墨写意山水画，有效地将东方的墨与西方的色融会在一起，是张得翔先生对中国水墨写意山水画作出的重要贡献。

 

 

 

　　特点之三是张得翔的山水画常画常新，没有“千幅一画”、“十幅如一幅”的类同，总给人以新鲜、阳光、明丽、宏富、振奋的感受。其原因在于他的山水题材表现范围极其广泛，并不把自己的山水画固定在某一地域的审美时空探索上。他固执地认为，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审美特征，不应该以一成不变的手法去寻求所谓的个性和风格。“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他的笔法、墨法、色法，总是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相应变化，他的构思、立意、章法、意境也会根据自然景观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欣赏他的话，没有重复感，没有审美的疲劳，因为他的山水取法自然意在表现感受，所以构图变化多端，表现手法多样，笔力雄健畅达，墨色润泽豪放，化机四出，多姿多彩，行文大度，意趣天成，道尽了山水清音。品读他的话，内有苦研思变得艰辛，融会以西润中的创造，饱含热爱自然的真情，浸透铮铮铁骨的正气。他像一个演奏家，在弹拨一支又一支时代的心曲，他为中国的山水画由传统走向现代树立了一个成功的表率。透过以上列举的几点，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张得翔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在放眼中西古今的思索中，把中国画的特殊表现规律与现代审美理想完美地结合起来，走上了一条艺术语言融通中西而艺术精神回归传统的新路，形成了个性鲜明的绘画语言。需要阐明的是，这种语言从布局、图式到笔墨都影响了他的写意花鸟画。

 

 

 

　　说到张得翔的写意花鸟画，同样得益于他早年在中央美院学习期间的筑基深厚。李苦禅先生磅礴大气、泼墨淋漓、神光焕发的画风使他获益良多，同时他也浸染郭味蕖先生小写意花鸟画的影响，尤其是郭氏探索以花鸟为主的花鸟画与山水画相结合的手段，对他影响深远。多年来，他的花鸟画一直与山水画并行不悖，虽然时而也画近似传统的折枝式花鸟，但普遍有分寸地吸收西画色彩以及处理空间和形体的手法，探求花鸟画与山水画巧妙结合的新途径。从他体现了这一意图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所谓花鸟画与山水画的结合，也就是避免留白代替环境描写的传统套路，要言不繁地画出花鸟生存的环境，如《子别菡萏欲何往》《枝头双栖》《悠然常自在》《雨中栖息》《春江水暖》《家燕迎春》等，都是这样的作品。画家往往选取大自然有机构成的一角，给鸟歌花放衬以悬崖、水口、近石、远峰、草地，借以扩大画种风物的可感度，强化视觉感受的整体描绘，渲染情感氛围，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了原生态花鸟的生机与活力，为写意花鸟画的发展别开了新生面。

　　行文至此，其实我与张得翔先生未有一面之识，难免有不知其人之遗憾。不过，虽然我们远隔千里之遥，却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艺术交流，达到精神的默契。因为了解一个艺术家，并不在于他的宣言，最有效的手段是读他的作品。从一定意义上说，作品比艺术家本人更真实、更生动，艺术创作更能揭示艺术家生命的本真与境界。张得翔的作品表明，他的确找到了一条超越传统的路径，这也是我特别敬重这位老艺术家的原因。（作者：贾德江,系著名出版人、美术评论家、画家）

 

 

 

　　最后附上张得翔艺术简介：

 

　　张得翔1939年出生，辽宁鞍山人，原军队正师职美术创作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瑞典皇家艺术学院名誉博士,现为深圳长青老龄大学教授、深圳市政协书画院特聘高级画师。

　　195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后转入国画系。山水画师承李可染、何海霞、宗其香、陶一清等名家；花鸟画受业于李苦禅、田世光、余致贞、郭味蕖诸教授。

　　1965年毕业参军，在部队从事专职美术创作与教学至2003年退休；其间曾返母校进修和赴前线任战地记者，并在两所地方大学兼任美术教授。

　　有多件作品参加全国、全军等各级展览或发表于《人民日报》、《解放军画报》等多家报刊。另有十多件作品被选送到法国、日本、美国、英国、泰国、新加波等国参展。其中有的获奖，有的被国内外机构或个人收藏。曾在广东深圳、台湾高雄举办过个人画展。已出版个人专辑《张得翔中国画精品集》、《中国当代美术百家·张得翔卷》、《中国国学名家张得翔》、《山水画家张得翔》、《中国当代最具实力美术名家荟萃·张得翔》等。

　　1984年，由老师李可染、陶一清两位教授共同推荐，与他人合作历经三年为国家创作、绘制完成大幅青绿山水画《圆明园全景图》。于1988年展出，《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北京日报》等多家媒体予以报道，并给予好评。1989年，由国家拨款、李可染先生题写书名的中英文对照版画册《圆明园全景图》出版，国内外发行；书中著文《名园再现后记》被《世界学术文库》收录，被评为世界学术贡献奖论文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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