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前，南京还是“首都”的时候，有两句开玩笑的话，“少将多如狗，中将满街走”，形容那时候在京城里，少将、中将是值不得几个钱的。这几年国内又有了新的好玩的活，“教授满街走，大师多如狗”了，说的也是实在的情形。
“大师”、“教授”这种称呼，原不是可以随便安在头上的；就好像不可以随便取下一样，既要有内涵，还要具备相当长的、够格的资历。
随便称人做“大师”的人，往往都是“好心的外行”朋友，并不太明白“大师”的实际分量。
我也常常被朋友称做“大师”，有时感觉难为情，暗中正懊丧，看到朋友一副诚恳的样子，也不忍心拂他们的心意，更不可能在刹那间把问题向他们解释清楚，就一天天地脸皮厚了起来，形成一种“理所当然”的适应能力。不过，这是很不公平的，我已经六十七岁了，除非我脑子里没有列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没有吴道子、顾恺之、顾闳中、张择端、董源，没有毕加索，没有张大千……除非我已经狂妄地以为自己的艺术手段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了；除非我不明白千百年艺术历史的好歹！天哪：“大师？”淡何容易？
直到今天，我那些学生、学生的学生都被人称为“大师”，他们安之若素的时候，我才彻底明白，我们的文化艺术已经达到一种极有趣的程度了！
若果有人称赞我：“这老家伙挺勤奋。”倒还是当得起的。
在翡冷翠，我几乎跑遍了大街小巷以及周围的群山，背着画箱，十分逍遥。
但千万不要以为我的日子都是好过的！
在香港，出发前我有个打算，这次上意大利，要画一些非常有个人性格、泼辣的东西出来。……及至到了翡冷翠，临阵前夕，面对风景建筑都呆如木鸡。
千余年来意大利大师们的宏图伟构罗列眼前，老老实实膜拜临摹尚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上调皮泼辣和个人性格的表现？
那真是一张又一张的惶恐，一幅又一幅的战栗。慌乱、自作解脱，被伟大的前人牵着鼻子跑，连挣扎也谈人上。眼看着达到二十多幅的数目，有如走进森林，天色迟暮，归期紧迫，却没能找到愿望的灵泉。
我只是明白一点，六十七岁的暮年，除了艺术劳动“背水一战”的快乐之外，时光已经无多。世界那么灿烂，千百年来艺术上有那么精彩的发明，够感谢苍天的了！
意大利土地上的人民，都是在奇妙的文化艺术里泡大的，随口就能来上段艺术评论，哼两声歌剧折子。他们不但“懂”，而且“尊重”。
我对—位意大利朋友说：“你们意大利人不装模作样；随随便便，自自然然！”
“当然！当然！”他说，“要装模作样有的是地方。到歌剧院台上去，或者上那儿去（指大理石像雕刻的石座）。有的是地方！”
这土地和这风俗太适合我的口味了。
不假客套和不粗俗的中国人，跟意大利人其实也相去不远。
我在市中心米切莱小教堂对面的但丁学会门口人行道上写生。这座小教堂里里外外精致得像一具鲜活的钟表。第—次见到它我几乎“吓”呆了，那么美，那么庄重！
来往的行人怜悯地从我身边走过，有的就干脆站在我后面嘀咕。画布平摊在石头地板上，我则像告地状一样趴在画布上头勾稿。从上午九点到下午六时，画幅接近完成的时候，扫地的大汽车来了！
小教堂外和但丁学会之间是—块不能算广场的石头大街，闹中取静。“穿堂风”令人舒服清爽。大汽车一边洒水—边扫地绕圈，每次经过我的范围，都把洒水的龙头停下来，给我留下一小块深情的干地。
彼此都没有打招呼。
洒扫工作完了，他们把大车停公小教堂远处，然后向我走来。
四个人，三男一女。年纪最大的五十多岁，女的长得好看，都穿着衫连裤的灰色工作衣。
他们静静地看我收拾最后的那几块颜色。嗡里嗡咙了一阵。五十几岁那个微胖的清洁工拍拍我的肩，打着手势。指指我的画，又指指自己，再做着数钞票的动作，推向我胸脯这边来：
“Money！You！Money！You！”
意思再清楚不过了：我的回答——
“No，no！”摇摇手，然后双手仿佛托着这幅画往右边上空晃了一晃，“Hongkong！Hongkong！”对着他微笑……
看起来，我跟我对手的英文水平应该是不相上下了；倒是一说就通，感情得到明晰的传达。
“Coffee！Coffee！”他们指一指咖啡馆。
“Thank you！”我指一指画，摇摇手，点头，微笑。
你看：又通了！
他们喜欢我的画，我高兴的不只这一点——在威尼斯、西亚那、圣其米里亚诺，在菲埃索里山、米开朗基罗广场，都有人问我卖不卖这些写生——尤其是在威尼斯美术学院码头的三个持枪的宪兵有过类似的要求——我高兴有这种融洽的空气。
我的晚年在这里度过是合适的，大家的脾性都差不多。做一个普普通通的画家已经很不错了，何况在意大利！
注：本文摘自黄永玉1999年出版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一书。
黄永玉简介
黄永玉本名黄永裕，为了写起来省事而改“裕”为“玉”，是湘西凤凰县的土家族人。他初中刚读了两年就在抗战的烽火中打破了求学梦，不得不辍学到社会上四处闯荡，不但走遍了半个福建省，还到过江西、上海、台湾、香港。这期间，他当过瓷场的小工，在码头上干过苦力，在报社当过编辑，还干过电影编剧。
正是在此期间，17岁的他在泉州的开元寺巧遇弘一法师。这段奇缘后来被人们演绎成他对法师持弟子礼、得真传。而他自己的说法则是：上树摘玉兰花时被一老和尚发现，极不情愿地下来后随之来到禅房，开始时并不知道这位貌不惊人的和尚竟是赫赫有名的弘一法师。虽然并没有真的拜师学艺，但短暂的交往仍带给他一些启迪和不小的震撼。后来，弘一法师临终前曾留给他一张条幅，上面写着：“不为众生求安乐，但愿世人得离苦”。
在中国画坛，黄永玉是少有的“多面手”，国画、油画、版画、漫画、木刻、雕塑他样样精通。其版画代表作品有《齐白石像》《叶圣陶童话》《森林组画》及《阿诗玛》等。水墨画代表作品有《猫头鹰》《山鬼》等。除此之外，他还设计了首轮生肖猴票、酒鬼酒瓶等。平生举办画展数十次、出版画集几十种。除了在艺术上颇有成就外，他更痴迷于文学创作，还写得一手好文章，这些年来，他用自己的散文、小说、诗歌、杂文培养了一大批铁杆读者，创作了《永玉六记》《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等诗文集，新作《比我还老的老头》还成为了2003年畅销书。可以说，他将体力和智力都发挥到了极限，就连其死去的表叔沈从文先生都忍不住大赞他在艺术和文学上的禀赋。
每一个向往大时代和大成就的年轻人，都喜欢从历史的细节中去寻找答案，20世纪与21世纪，人与人，时代与时代之间的距离，让我们很难洞察和穿透眼前的这位老人。我们分析他的唯一线索便是从他的画、建筑以及文字中去寻觅依据。当然，庆幸的是他还健康的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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