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公共文化服务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各地新建和扩建了一批公益性的文化场馆,并出现了一些新型的公益性文化单位,同时,还涌现出了众多民营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它们共同构筑了当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关系。无疑,它们在许多方面反映了时代的特点和公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多样性的内容与多样性的需求,需要从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方面做出努力。与之相应的是,各级政府的主管部门面对新的社会问题和新的文化需求,也需要做出相应的努力,制定相应的对策,从而增强服务的能力,提升服务的水平,让公众能够很好地分享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成果。

　　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影剧院这些具有国际标准的设施,将中国在文化设施建设方面抬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在群艺馆、文化馆、地方剧团、书画院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事业单位也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政府在文化的投入方面与日俱增,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在财政上的托底正成为常态。

　　显然,在这样的表象之后,资源配置的合理性,资源利用的有效性,以及运用资源的能力等也都暴露出了问题。较为突出的是,政府的文化投入越来越大,纳税人的负担就越来越重,而与公众享受到这种文化资源的需求满意度却未必能够成正比。公共的特质与服务的根本,都在现实之中成为问题,这就提出了面对需求的针对性的问题。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各地不均衡的现实造成了文化上的贫富差距。即使在有些地区,包括有些一线城市,表面上博物馆、美术馆的建设以宏伟壮观的外表而成为城市的地标,可是,馆藏的严重不足难以支撑全面的业务工作,在捉襟见肘的无奈中显现出展览的失衡,而由此带来的就是难以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没有很好的有文化内涵的展览,就难以吸引公众走进博物馆、美术馆。可以想象的是,有场馆的如此,没有场馆的就更是无言。另一方面来看,许多国家馆、省级馆都存在着资源闲置的问题,难以发挥文化遗产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而原本可以发挥体制功能的却又无能为力,使得资源的配置存在着实际的割据现象。因此,在体制、机制的创新方面,首先应该发挥体制中的积极的宏观控制、合理调配的职能,以表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在国家馆、省级馆的功能设置上,应该加上在资源配置上对下的帮扶职能,从而盘活国家馆、省级馆闲置的文化资源。国家财政更应该基于公共文化服务的现实,在财政上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国家馆、省级馆扩展公共文化服务的功能。

　　显然,基于藏品的文化资源配置,需要专业的梳理,通过策展而形成专项的文化产品,国家馆输送给省级馆、市级馆,甚至更基层的地区;而省级馆亦可定制专项的文化产品输送给市级馆以及其他基层的地区,从而以优质的文化产品解决基层文化资源匮乏的问题,全面提升当代中国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水平。对于公众来说,得益于有效的文化资源配置和丰富的文化产品输送,可以在自己生活的地区看到名馆的国宝级典藏,也可以看到平时很难看到的名家名作。这种文化产品的输送将带来区域文化的繁荣,促进区域文化的发展和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