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是汉族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的创造。距今已有4200年的历史，唐代以前瓷器一直是实用器的代表，但到了宋代瓷器逐渐成为了达官显贵，文人墨客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各种精美的瓷器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中，从那时起就流传了一句话叫做：“家无瓷不贵，室无瓷不雅。”

　　元明清帝王对瓷器也情有独衷，公元1271年，元帝国建立。元代统治者崇尚白色，“国俗尚白，以白为吉”。其服饰、建筑都崇尚白色，白色的瓷器同样成为元代帝王的珍爱。白瓷在元代的景德镇有很大的发展，优质的白瓷引起朝廷的高度重视。

　　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在景德镇设立第一个官窑——浮粱磁局，专为元皇室烧造瓷器。元代景德镇成功地烧造出枢府瓷、青花和釉里红瓷，取得卓越成就，为明清两代制瓷工艺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景德镇并因此在日后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赢得了瓷都的桂冠。

　　朱元璋推翻蒙元帝国，建立了大明王朝，却几乎全盘承袭了元代“匠籍制度”，由于祭祀，赐赉，贸易所需，开国之初，就在原“浮梁磁局”的基础上建立了御器厂，世称洪武官窑。洪武帝需要以瓷器换马用于战争，还要用瓷器扩大贸易和安抚邻邦。御厂烧造出器型硕大的青花、釉里红大盘、大碗、大罐，素朴雄浑，粗豪而不失风韵，形成了洪武官窑瓷器的独特风格。

　　1399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在一个严寒的冬天，朱棣身着鲜红的战袍指挥作战，第二天清晨，士兵们发现朱棣的红战袍上霜花自然凝结成一条腾空飞舞的白龙，三军以为瑞照，士气大振，战果辉煌。

　　1402年，朱棣登基为永乐皇帝。御厂的技师们依据燕王战袍的故事，设计烧造出鲜红地白龙纹瓷器，以表对永乐皇帝的敬意。而这种集“鲜红”与“甜白”于一身的瓷器，则成为永乐官窑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宣德官窑有极为严格的管理制度，朝廷派官员督陶，负责宫廷用瓷的生产，特别是对贡余品、次品管理近乎苛刻。督陶官张善“贪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馈其同列”。宣德二年（1427年），为了整肃纪律，杜绝官窑贡余品的外流，宣德帝将督陶官张善处以极刑，将所有贡余品、次品一律集中打碎，就地掩埋，既维护了皇权的威严，也“打”出了官窑瓷器的至精至美。

　　明宣德皇帝朱瞻基喜好玩蟋蟀在文学名著--《聊斋志异》“促织”篇中有所描写，而宫廷正史却无记载。1993年的珠山宣德官窑遗址考古发现却证实：御厂为朝廷烧造了数十种纹饰精美的蟋蟀罐，其中青花双角五爪龙纹蟋蟀罐就是贡宣德皇帝观赏斗蟋蟀的“斗盆”。这位“太平天子”不仅有玩蟋蟀之好，而且酷爱养鸟赏花，宣德御厂为朝廷烧造的花鸟虫鱼器皿就达几十种。

　　明代永乐年间，北京谨身、华盖、奉天三大殿被大火烧毁，正统六年（1441年）三大殿重建工程完成。太监王振命令景德镇为大殿烧造青龙白瓷缸，因缸大而且壁厚，屡烧不成，三大殿前的陈设便以铜缸代替。而几十口有裂痕的龙缸则被打碎掩埋在御厂西围墙下，直到1988年被考古工作者发现，青龙白瓷缸才得以重见天日，现陈列在龙珠阁展厅。

　　明宪宗成化帝--朱见深对景德镇御厂的生产相当热心和执著，这位具有深厚艺术修养，又善于绘画的帝王，对小巧精致的工艺品情有独钟。成化皇帝的审美情趣和个人喜好直接影响到御窑厂的生产，在他的创导下，成化官窑烧造出瓷质精美、彩饰优雅、小巧别致的斗彩瓷器，成为明代官窑之冠。成化斗彩一直被人视为拱璧，古时就有“神宗（万历帝）御前尚食，有成杯一双，价值十万”的记载，而在成化朝之后的510年——公元1997年的香港索士比拍卖会上，一只成化斗彩鸡缸杯竟拍出2917万港币的天价，这恐怕连成化皇帝自己也始料未及。2014年，又创造出一只成化斗彩鸡缸杯竟拍出2.8亿港币的记录。

　　康熙时期，御窑烧制了大量笔筒、水洗、臂搁、瓷砚等文房用瓷，这与康熙皇帝实行尊孔崇儒的文化政策是分不开的。作为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康熙清楚地认识到，满族的武力不足以统治中国。唯有遵孔崇儒，学习汉民族文化，才能巩固满清帝国统治。因此，即位伊始，康熙即把程朱理学确定为官方哲学，采取怀柔汉族知识分子政策。对文化的推崇自然促进了文房用瓷的烧制，康熙刻意求精地让御窑厂的窑工们烧制各类文房用具，这其中以笔筒烧制地最为出色，在清代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雍正皇帝为康熙第四子，有“四爷”之称。这位铁面无私的帝王，在艺术鉴赏方面颇具文人气息。他喜爱文雅素净的瓷器，追求自然、含蓄之美。雍正皇帝对瓷器制造直接干预，从宫中造办处档案得知，御窑厂生产的瓷器的样式，都要秉承雍正皇帝旨意，做出各等式样之后由皇帝选择。宋代瓷器以胎质细腻、色彩淡雅、大度秀美而闻名于世，深得雍正喜爱，因此雍正时期御窑厂生产了大量仿宋瓷作品。粉彩以玻璃粉打底，彩绘图案具渲染效果，颇似中国水墨画意境，雍正对此喜爱有加，故雍正年间粉彩盛烧一时。

　　乾隆（ 1736—1795 年）是清高宗弘历的年号。乾隆窑产品，主要指唐英督理窑务时的制品。唐英原为内务府员外郎，早在1728 年（雍正六年）即到景德镇御窑厂“驻厂协理”窑务，担任年希尧的副手。在1736—1749 年（乾隆元年至十四年）、 1752—1756 年（乾隆十七至二十一年），唐英先后任淮安关、九江关监督，兼理景德镇窑务。唐英不仅一般地管理厂务，完成朝廷交办的大量瓷件，而且深入窑厂，研讨工艺，在仿造和创新上成就显著。每年贡献给朝廷的大小盘、碗、锺、碟、瓶、勰、尊、彝等，多达57 种。《景德镇陶录》记述唐英的成就说：“公深谙土脉、火性，慎选诸料，所造俱精莹纯全，又仿肖古名窑诸器，无不媲美；仿各种名釉，无不巧合；萃工呈能，无不盛备；又新制洋紫、法青、抹银、彩水墨、洋乌金、珐琅画法、洋彩乌金、黑地白花、黑地描金、天蓝、窑变等釉色器皿。土则白壤，而埴体厚薄惟腻。厂窑至此，集大成矣。”乾隆窑继承了中国古代制瓷工艺的精华，所仿历代名瓷几乎无所不有，同时吸收东、西方艺术，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制瓷工艺，力求新的创造，真可谓集各种技艺之大成，冶古今中外于一炉了。

　　瓷器的文化博大精深，关于瓷器的故事讲也讲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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