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如何进入生活，这是我曾经思考过的问题，之前也做过一些调研，比如结合上海的情况，做过上海城市公共文化建设的规划。此外，我们的团队在世界范围内做过一些调研，南京的“35路声音美术馆”在国内还可以算是新鲜事物，但在国外类似的例子却有很多。在国内，艺术要想真正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政府部门要起到主导和推动的作用。

　　我们要提出“公民文化福利”的概念，以前提到福利多为生活福利，但当吃饱、穿暖之后，我们还需要有基本公民文化福利的保障。政府部门应该将更多艺术活动带入社区，艺术家应该更多地走入基层，让普通民众能够得到更多的精神文化享受。我们希望政府部门能够开放公共文化服务的第三方准入，允许民办非盈利企业来进入到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的提供。

　　说到艺术家和社会生活结合，其实我国艺术家在这方面有很多的经验，但是这些经验在当代需要转型，随着中产阶层的崛起，已经迎来了中产阶层文化消费的热潮。最近几年，电影消费连续以30%多的年增速在增长。南京的“35路声音美术馆”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欢迎，因为它符合了当下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件事要是在10多年前那根本无法想象，当时的公交车上非常拥挤，大家都赶着上班，在公交车上做艺术，乘客根本没有心思来关注。当下，我们是在利用公共空间把艺术介入进去，公共艺术空间是被我们生产出来的，并不像过去那样公共艺术空间生产出了公共艺术行为和公共艺术欣赏。以前，我们只把公共艺术空间理解成画廊、博物馆、文化馆等，通过这次南京的“35路声音美术馆”，再次说明任何的公共场所都可以被我们生产出公共艺术空间，生产出公共艺术行为。我们既要继承过去传统的经验，也要符合当下的新形式。

　　此外，为了让艺术走入生活，从经济层面上来说，国家对于文化产业发展需要有特殊政策，比如免税等。为了刺激住房消费，政府部门出台过可以抵扣个人所得税的政策，那么艺术消费能否抵个人所得税？这是一个非常严肃之问，我们要把艺术消费和住房消费一样，看成是生活必须消费。

　　目前，国内民众参与公共文化消费的热情非常高，比如广场舞，我曾经批判它媚俗，但是它也显示了普通民众艺术生活的热情。我们在艺术家、艺术家的作品和普通民众的结合上，要下很大的功夫，我们要提倡新时代的大众艺术。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现在要买一幅画已经负担不起了。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可以用我1个月的工资，去向一个讲师级的画家或者研究生买一幅画；在90年代后期，我当了教授以后，想用3个月的工资去买一个教授或者副教授的作品已经买不到了。到了今天，我用我两年的工资都买不到一幅教授的画了。现在，艺术品价格的升值幅度已经远超我们工资增长的幅度，这是不正常的现象，恰恰是把普通民众拒绝在了艺术之外。西方的艺术品价格和工资收入比，只有我们的三分之一。艺术品价格被炒得那么高，对艺术生活是不利的。每位艺术家尤其是青年学生，都有义务到社区和基层去传播艺术，去服务普通民众，丰富基层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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