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伯年《华祝三多图》又称“华封三祝图”，作为任氏艺术生涯中的经典之作其艺术价值已毋庸赘言。我在此主要关注的问题是，此图所采用的“华封三祝”这一人物祝寿画题材是否一开始便为民间所用，与民间所风行的多寿、多福、多子构成的“三多”图案——到底存在何种差异？其中是否带有晚清即十九世纪以来某种观念变革？带着以上问题，让我们重新审视这幅作品，希望能有新的发现。

　　首先尚待知悉的是此图为谁而画。任氏款题云：“华祝三多图。仰乔先生封翁大人开八荣庆。伯年任颐写。”我们从中可得知关于受画人的三项信息：“仰乔”是其字，古人不会直呼名讳，而多是用表字、别号代替； “封翁”指因子孙显贵而受封典者； “开八”是指七十一岁，当然关于年龄的界定也并不太严格，一般寿辰皆称整数，故通常亦可指称七十寿辰。检民国四年（1915）《镇海桕墅方氏重修宗谱》，可发现原籍镇海的沪上富商方仁高最符合上列条件，兹将相关论据分列如下：

　　方仁高官名乔，字仰乔。（张美翊纂修《镇海桕墅方氏重修宗谱》，民国四年（1915）六桂堂木活字本，卷七，页4A。凡第二次出现书目不再注版本）

　　他生于嘉庆十六年，卒于光绪十六年，转换成西历其生卒年即1811-1890，享年八十岁。（张美翊纂修《镇海桕墅方氏重修宗谱》，民国四年（1915）六桂堂木活字本，卷七，页5B）

　　他未有功名，或因其子做官故同时代人有美称 “封翁”（张美翊纂修《镇海桕墅方氏重修宗谱》，民国四年（1915）六桂堂木活字本，卷二〇，葛祥熊〈仰乔方先生七十寿序〉，页15A）、“封君”者（张美翊纂修《镇海桕墅方氏重修宗谱》，民国四年（1915）六桂堂木活字本，卷一六，张美翊〈仰乔府君家传〉，页11A）。

　　他的三个儿子曾在光绪六年（1880）大张旗鼓地庆贺其七十寿辰。（张美翊纂修《镇海桕墅方氏重修宗谱》，民国四年（1915）六桂堂木活字本，卷二〇，葛祥熊〈仰乔方先生七十寿序〉，页15A-16B；〈仰乔方先生七十征诗文启〉，页17A-18B）

　　将以上的四项与任氏的款识提供的信息对照，大致可以断定任伯年此画作于1880年，乃应方氏诸子之请为乃父方仁高祝七十大寿而作，是年任伯年四十一岁，系鬻画海上时期的作品。镇海桕墅方氏自方亨宁（字建康，1772-1840）来沪经营糖业起家，长子方仁高年少时即跟随父亲左右，仁高以糖业为根本，在上海、宁波、杭州开设多家钱庄（张美翊纂修《镇海桕墅方氏重修宗谱》，民国四年（1915）六桂堂木活字本，卷一六，张美翊〈仰乔府君家传〉，页11A）。在几代人的锐意经营下，镇海方氏成为叱咤上海滩的金融商业家族集团。因此，订购如此大幅作品自然是与方仁高在上海商界的地位相称的。

　　此图典故出自《庄子·天地》篇，其大意是尧赴华巡视，华的封人祝尧多寿、多福、多男子，尧以此为三患而推辞。庄子旨在表达的是道家无为的思想，而此“三多”在后世则被傅会为祝寿、吉祥之辞。问题在于为什么在此图并未回避上古圣王——尧的形象，这是否可认为将受画人比作尧即帝王，而帝王形象在此之前是否有为民间祝寿图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