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作品的救治，毕竟与钞本刊本不同。其间，文学因素的参与和奇妙机智的构思，都非常重要。无论“文救”“武救”，即使采用同一种方法，因书画作手而异，淹贯操觚，虚实相济，也会使书画的救治奇趣生焉。
“勾乙”，在书写“救场”中比较常用。贸贸下笔，容易书写颠倒，古称“互倒”。如果字数少的，救治简单，勾乙则可。晋干宝《搜神记》叙南斗增寿事，说有人 “借(阳寿)文书看之”，见赵子寿仅十九岁，曰：“易矣，可改之。”乃取笔挑上画了个钩，将“十”与“九”调换成“九十”，曰：“救汝至九十年活。”这就 是“乙”，以勾画倒转救治误写颠倒的文字。从《搜神记》此例可知，晋人作书已经有了救治误书的办法。我们现在从唐颜真卿行书《祭侄文稿》等墨帖也能清楚得 见几种方法的交相使用。又例如《册府元龟》(卷109)说后唐末帝李从珂“改应顺为清泰”年号的事，原本将“应顺”年号误写互倒，成了“顺应”，遂于二字 间书“乙”勾画一下，表示颠倒。复杂的颠倒，或用划线勾勒复位，或抹去后在误字的旁边写上正字。例如《墨子·非儒》，本应“事上竭忠，事亲务孝，得善则 美，有过则谏”，刊本误作“事上竭忠，事亲得孝，务善则美，有过则谏”，如果不想远距离地勾划“得”与“务”字，就须抹去二字，补书正字救之。
勾乙，可以视作一个形似“乙”字的纠正符号，与“乙”字表示天干第二位、鱼肠等本义无关。“乙”在实际使用中比较灵活，或有一些变化，例如二三字的互倒， 书者有时不作较大幅度的勾乙，只在互倒的字间旁书一个小小的“乙”字，这样可以不影响整体行文的美观;或者像黄庭坚《读书绿荫》书札(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第七行的“欲若小行书须得矮纸”，其中“欲若”是“若欲”的互倒，黄庭坚在“欲若”间画“√”号也可倒之。据笔者多年过眼所见，古代书写中的“√”符号， 应该是“乙”字草写的变异，与今天表示“正确”或“赞同”意思的“√”号不同，特需注意。另外，“乙”或“√”号未必都表示“勾乙”，须细心分辨。昔时文 家读书往往在读间暂止之处画“乙”或“√”号，以便下次由此接续，《史记·滑稽列传》有“入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可证。如果不辨内容，一并误解为 互倒符号，反会添乱。
有故意不救者。下笔即知有误，因某些特别原因，故意不作“涂注乙”的，只需随即续书漏字于下，字形或稍大稍小，以大小的差异给出颠倒有误的暗示，多半属于 此类。南宋姜夔跋《晋王大令保母帖》，有“八百三十载八(应‘八百三十八载’)”“或谓又(应‘或又谓’)”等多处颠倒误书，皆未勾乙，直书于下，此属特 例。如此可以保持纸面整洁，唯细心读者聪明意会，方解其中斑斑错落的奥妙，比起“涂注乙”的笔画墨污，倒也简洁省事。
尽管如此，笔者仍然以为要视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因书画家在实际创作中有很多偶然因素，所以根据具体情况，只要书画家自己愿意，保留一些不可再现的原创痕迹，甚至包括笔误或钤印错误等，也未尝不可。
听启功先生说，善饮的书画家偶作戏谑，喜欢在得意的闲适小品上钤“醉后一挥”“酒后捉笔”等印章;如果案上没有预备，最方便的做法就是将自己的名章“倒 钤”(并非反钤)，而且不必考虑救治。当年溥心畬先生住颐和园时，启功就“见过他酒后在画上倒钤名章，大家围观，都不胜叹惜，他却笑道‘醉后颠仆，不忌， 不忌’，估计是故意的”。
欲救也救不得的，史不乏例。最著名的，应该是雍正三年(1725)二月二日“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年羹尧上表贺瑞的笔下有误，将“朝乾夕惕”书作“夕惕 朝乾”。雍正认为年羹尧本已累犯大逆狂悖等罪，故“夕惕朝乾”是忤上晨昏颠倒，“有意倒置”(事见《清史稿》)，更加罪不可恕。
朝乾夕惕，本尧舜之道，勉励君主勤政语，唯举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等贤良君主方可等观(见《皇清文颖》)。此言“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时，至此 则上下进退无所定矣。所以，朝乾夕惕，进德修业者为此时也”(《仲氏易》)，四字虽然堂皇正大，但规劝君主的话，岂是谁都可以说的?
其实，年羹尧当时笔下写误，应该还有机会勾乙救治，或是记忆有误，或是太过自信，以为雍正不便如何，就这样，上表一出，驷马难追，年羹尧又添死罪，故今之论者多以为“如果没有错写‘夕惕朝乾’，他还不至于遭到多么严厉的处罚”(见《读史记趣》)。
笔者认为，贺表书写笔误并非主要原因，即使没有颠倒书写，年羹尧也死罪难逃，因为“朝乾夕惕”是清廷文书禁语，加之雍正先已训斥他“怠玩昏愦”，他仍旧恃功狂妄，非但不思其过，反而上疏企望“抚远大将军印”，跟皇上较劲，结果“逮至京师”。
按《折谱》，清代臣工奏折必须亲笔自书，书必正楷，而且禁用语中分明列有“洪福齐天”“朝乾夕惕”等，这是康熙早年定下的规矩。至雍正，敕令强调，更加严格。也就是说，一旦出事，工拙不计，只要笔迹在此，书写者须负全责，终不能以“代写”推诿他人。
这些管教臣工的绝招，康雍两朝过来的年羹尧不该不知，所以，他胆敢公然违规，不但使用“朝乾夕惕”禁语，当避不避，而且颠倒误书却无救治，事发后又不能以 “误写”推诿他人，仅此两项已无退路，何况廷议的九十二条罪状，条条血刃待弑，所以最后雍正令年羹尧狱中“自裁”，真佛出世也救不得了。
书写者笔误未救，如“三豕涉河”(应是“己亥涉河”)、“鲁鱼亥豕”之类，或可累及镌刻出版。古代出版书籍依靠刀刻书钞，但论刻钞字数(按片、页幅计算) 给付菲薄工费，工整已经不易，核校过眼如果稍一马虎，则谬误多多。书籍谬误，一则失信，因处处陷阱、步步小心，边读边校，读书必生惶恐;一则引用谬误，以 讹传讹，更添书籍混乱。难怪宋代李正民诗曰“何须更待青藜照，只合斋心读误书”，又明代杨慎曰“古书画重刻一番，则差讹一番。一苦于人之妄改，二苦于匠之 刀误书”(见《诗话补遗》)，俱吃尽苦头的过来人慨叹无奈。
书画作品的救治，毕竟与钞本刊本不同。其间，文学因素的参与和奇妙机智的构思，都非常重要。无论“文救”“武救”，即使采用同一种方法，因书画作手而异， 淹贯操觚，虚实相济，也会使书画的救治奇趣生焉。反正已经出错，如果不想原样托出，不妨以巧掩拙，考虑用遮盖补改的，例如齐白石用题跋盖住墨点和张大千将 远水改画山渚微云的方法;如果欲随遇生机，更添内涵或借此表白另一些想法的话，或可采用介入法“救场”，例如以印补字、以诗化解等“文救”的办法，既能完 整保留不可再现的原创痕迹(当然也包括笔误或者意外造成的遗憾)，还能增添一些文学情趣。
文救，非吾国书画家专擅。古今受汉文化辐射的亚洲一些国家地区的文家墨客，其书牍文案适逢笔误，“武救”与“文救”皆不罕见。若需备述，远非小文短章可及。现拈出二三“文救”小例，不拘中外，只图说明方便，聊作先行。
日韩的文家墨客自古皆以汉学为基，历朝以考论汉学深浅为问学入仕的一等门槛，读作汉诗文和写画书法绘画，俱寻常功夫看家本事，所以论书题画等书牍文案诸 事，与吾国大同小异。“涂注乙”勿用赘言，例如以印救治，可举日本书道家南部畏堂行草书唐姚合诗。此幅书“道同无宿约，三伏自从容。窗豁山侵座，扇摇风下 松”，漏书“从”字，遂于“自”“容”二字间，钤细朱文小印“从容”救之。“从容”，寻常语，钤此一救，看似闲章点缀，顿觉庄雅有味。
乙亥(1995年)秋在韩国庆州见一幅隶书作品，书近代韩国著名爱国志士柳麟锡五言诗：“忧国复忧国，天涯老白头。春风倘借力，吹散隮山忧。”柳麟锡是甲 午(1894年)间出于爱国忧愤起兵反日的壮士，兵败后受韩奸和亲日政府迫害，流亡中国东北和俄占远东山林地区坚持抗日。此诗首尾同字相衔，五言古风别 体。首句第二个“国”字用淡墨涂成黑团，原字隐然可见。书者芝村在黑团右旁书小楷“‘国破山河在’杜甫”七字。初观，未觉特别，待细味柳诗及老杜句，知其 书者亦哀恸祖国多难。“国”字以墨团抹之，大约隐喻当时暗无天日;“国破山河在”，借诗救字补意，深意远在字外。无论是否预设故意，但切中哀恸，作此点 醒，精警非常，也真情动人。
看来，书画作品的品味有时需要魂灵的触及碰撞，非真情感动不可抉取真知。所以，平素读书观帖，每逢笔误或稿本改易处，笔者都格外用心，总觉着原本笔误若有改易救治，其文字后面隐藏著者或书写者的那段心思，如果没有领会，解读依然形同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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