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铜器收藏特指汉前尤其是三代青铜器，这种特指在中国大陆直到上世纪90年代收藏市场形成后才发生变化。由于中国大陆限制青铜器的收藏和流通交易，青铜器收藏甚微，器物稀见，且鲜有人将其列为收藏项目。而中国香港、台湾、澳门，以及以纽约、伦敦、巴黎等艺术品市场上，铜器备受收藏者、古董商、博物馆青睐，屡屡创出中国艺术品交易天价。毫不夸张地说，私人藏青铜器主要在中国内地以外的地区。也因此导致了中国大陆忽视宋元以降中国晚期铜器的收藏与学术研究，基本形成了由民间收藏推动学术研究的局面。

　　1976年新安沉船打捞出水后，考古报告、文物图录陆续被发表、出版，但学者们侧重宋元陶瓷及贸易史的研究，2000年以后，沉船所载金属工艺品的研究才起步。2007年秋季，沉船上的金属工艺品在韩国海洋遗物展示馆以“新安船内的金属工艺”特展的形式展出，同期举办了学术研讨会，公开出版图录、论文集，为研究中国宋元铜器、金银器提供了珍贵资料。

　　事实上，中外收藏者晚至上世纪70年代已涉足宋元明清铜器的收藏，王世襄、叶义、乌尔里希·豪斯曼(Ulrich Hausmann)、保罗·弗里曼(Paul Freeman)、休·莫斯(Hugh M.Moss)等人就是表表者。伦敦与香港市场，在中国宋元明清铜器研究举足轻重，从 1983年开始，这些地区的一些重要古董商、收藏者就开始举办铜器收藏专题展览。1983年保罗·莫斯(Paul Moss)在伦敦举办的“中国文艺作品的学者品味”(Documentary Chinese Works of Art in Scholarschr(39) Taste)展中，展品已经充分关注到了铜器的工艺价值。1984年，古董商迈克尔·伊夫利(Michael Eveleigh)及布莱恩·哈金斯(Brian Harkins)在香港举办铜器专题展览。休·莫斯在香港搜集铜器，1984年《香港国际古玩展》杂志详细记载了他与曾昭柱举办的胡文明铜器珍品展览。当时，诸如叶义、曾昭柱、蓝捷理、朱汤生等收藏界名家，经常聚集于休·莫斯处论道，推动了香港及海外市场的宋元明清铜器收藏。

　　宋元明清铜器研究论文、著作数量稀少，直接影响了市场认可度。1989年，迈克尔·格德惠斯(Michael Goedhuis)编著的《中国日本的铜器》(Chinese and Japanese Bronzes)出版，对海外收藏者影响较大。柯玫瑰(Rose Kerr)研究英国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馆藏品，对铜器有所述及。1993年，莫里(Mowry)博士对克莱格(Clague)收藏的铜器出版了研究著作。

　　1990年，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杜廼松在《故宫博物院院刊》第4期发表《宋元明清铜器鉴定概论》，概述宋元以降铜器出土及鉴定问题。2008年《南方文物》第4期发表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久保智康的《新安沉船装载的金属工艺品——其特点及新安沉船返航的性质》。2008年，胡广俊编著《圣刘易斯艺术博物馆及罗伯特(Robert E.Kresko)收藏中国晚期青铜器》出版，是少见的宋元明清铜器专门著作。2013年，袁泉在《故宫博物院院刊》第5期刊发《新安沉船出水仿古器物讨论——以炉瓶之事为中心》，就沉船上的瓷、铜仿古器物的产地、交易目的地以及用途等进行了专门研究。

　　当代私人收藏者的铜器鉴赏观

　　宋代《宣和博古图》《考古图》等著作和公私收藏、研究的兴起，是宋以降瓷器、铜器及工艺品仿古风尚流行之源。新安沉船出水的以金属器、瓷器为主的仿古容器，特别是铜器，为我们了解宋代铜器制作提供了珍贵的参照样本。学者袁泉指出，“这批特殊货船的器类主要包括鼎炉、壶瓶、觚爵之属，造型特征与纹样装饰既追摹古风，又不乏新意，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明中晚期，文人士大夫已经相当重视铜器收藏及工艺、美学研究，屠隆《考盘余事》、文震亨《长物志》、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袁宏道《瓶史》、李渔《闲情偶寄》等著作中，对铜器的收藏、鉴别、陈设使用有着相当精辟的论述。对于宋元明清铜器的研究专著，至今依然缺失。换句话说，也就是宋元明清铜器的学术研究直今未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中外收藏者反倒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借助拍卖交易，王世襄、乌尔里希、保罗、休·莫斯的收藏经验及藏品，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民间样本。

　　据保罗·莫斯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业界多视晚期铜器为陪衬装饰，仅为桌面或饰架之物，与高古青铜器比较，更显劣拙，粗制滥造，不值一提，莫论分析鉴赏。总体而言，晚期铜器，饱受鄙夷。”威廉?沃森(William Watson)在其所著《中国艺术的风格》 (Style in the Arts of China)一书中，对宋元明清铜器也不屑，“生搬硬套之粗滥之物”。对宋元与明代早期品类纷呈的仿古花瓶，更嫌其铜胎单薄，铸工粗糙，甚至认为年款亦属假造。实际上，这种观点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乌尔里希上世纪60年代后期在德国西柏林市与友人共同经营家具修复工作室，由英国购入家具与工艺陈设，修复后在德国售出。一次前往英国伦敦购货时，“偶然于古董店内瞥见一青铜小瓶，曲线流丽，灵巧精雅，环饰凸棱，触感熟滑，包浆湿润。”由此开启了乌尔里希45年的中国铜器收藏之旅。乌尔里希曾撰文指出，“晚期铜器中，又以仿古铜器最常遭受批评，被认为乃模仿古代佳器之拙作，误解原器纹饰元素，单凭抄袭重组，难登大雅。对于此等批评，本人甚有保留。艺术家取旧时元素，按自身视野重新自由组合，或作修改，或加创作，实为理所当然，价值不容忽视。”乌尔里希认为，“晚期中国铜器之研究，并非由博物馆或学术界所领导，乃由一众古董商与收藏家协力推动，开创新貌。”他从工艺技巧及美学角度，证实晚期铜器铜胎细簿，实显至臻技艺，并详述发失蜡法的精准要求，以及铜器包浆的鉴赏意义。

　　中国收藏家重视藏品包浆，明代曹昭《格古要论》即有记述。乌尔里希认为“部分修复专家及策展人认为铜器应当刻意清洗，务求今古器看来光洁如新，以吾所见，诚为遗憾。此举不但洗去历代藏者珍爱之情，令藏品惆然失落时间痕迹，现今赝品泛滥，再洗去年月证据，鉴别铜器真伪势将更为限巨。赝品或可抄袭设计，假制包浆却极其困难，故而在美学基础与思古情怀以外，铜器包浆更可助于鉴辨。”

　　保罗·莫斯指出，“铜器之面层，可证明它既非数百年来埋没黄土、最近出土之古物，更非机器制成之滥作，而是一直备受用者珍重保存之雅器。古董收藏，以历代妥善保存及使用之珍品为尚，埋以墓塜之陪葬物品为次，尤宋代以降工艺为甚。此外，铜器面层蕴藏无名艺匠之个人风格及心血结晶。中国工匠观望良古美玉，成品形状自然浮现，感受表层生命流转，再施浮雕镂刻，铜匠亦然，甚至臻妙品，无论器皿铸像，表层皆触手生温。如此看来，明代铜器精品之美，并不次于上等犀角竹刻玉雕，而且更为内敛。”

　　1976年12月14日，英国收藏家大维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1892-1964年)夫人在伦敦苏富比售出一只家藏 “张鸣岐制”款手炉，由著名古董经纪人休·莫斯以高价代香港收藏家叶义竞得。1984年11月22日，这只手炉与另外六只手炉成一组在香港苏富比拍卖，由保罗·莫斯以极低价格竞得，后转手乌尔里希收藏。保罗·莫斯在香港竞拍时，当场被一高级古董商笑翻，原因即当时这类手炉单只在香港荷里活市场仅值250港币。有行家甚至认为，叶义医生是由荷里活市场以此价格凑成七只一组手炉。2014年10月8日，这只手炉(宽13.9厘米)在乌尔里希的未了情园藏品专场中，估价8万至10万港币上拍，拍至178万港币。

　　这只手炉的收藏流传经历，折射了近四十年来中外收藏者对宋元明清铜器的市场认知。

　　宋元铜器的认知误区

　　新安沉船出水有元代“至治三年”(1323年)墨书及元代至大通宝铜钱(始铸于1310年)，学界普遍认为沉船沉没于14世纪前半叶。以新安沉船考古出水的铜器为参照物，再结合中国内地历年宋元窖藏、墓葬出土实物，可以基本呈现两宋至元的铜器面貌。

　　久保智康对新安沉船上的金属工艺品进行了大致研究，他指出船上铜器中有被日本人称为“唐物”的铜器，如“狮钮盖三足形香炉、四足方鼎形香炉、觚形瓶、贯耳瓶、蒜头瓶等，显然是从中国销往日本的商品，它反映了14世纪前后日本国内对唐物的嗜好。”这种嗜好实际上是指12世纪日本贸易活跃，其时宋朝以“九经”“五经”等夏商周三代经典作为科举考试内容，由此，“三代铜器”的“考古”式教养逐渐在士大夫阶层和宫廷受到重视，同时儒、释、道三教中作为礼器使用的铜器样式正在不断发生巨变，“这些仿古铜器很快就成为佛教寺院的香炉、花瓶、烛台等供奉器物的样式，作为宋代社会的流行趋势，很快就引起了入宋日本僧们的重视。”另外，宋代上层社会流行的品香、插花、斗茶也流行于日本，沉船的一些器物反映了当时日本对唐物的巨大需求。

　　袁泉从新安沉船出水的鼎炉、壶瓶两类数量最多的器类入手，结合中日考古出土物、传世藏品以及文献，进行比较研究，细致到具体的器型、纹饰，比对物涉及福建南平窖藏、江西宜春窖藏、江西万安窖藏、海盐镇海塔、海宁智标塔、杭州浙大新村、杭州武林门外城墙，以及四川简阳墓葬/窖藏、三台东河纸厂窖藏、三台南河路窖藏、江油大康乡窖藏、江油河西乡窖藏、江油彰明窖藏、江油厚坝镇窖藏、江油广安乡窖藏、大邑窖藏、巴中窖藏、剑阁窖藏等考古出土品。对宋元铜器的收藏、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袁泉指出，鼎炉类“仿古器物在造型上既追求仿商周鼎、鬲、簋，也取法汉鼎与博山炉，具体又可细分为香(熏)炉、三足鼎式炉、四足方炉、鬲式炉等类”;“新安沉船出水数量相对较多的壶瓶铜器计有温壶、投壶、贯耳壶和环耳壶四类”。沉船上的仿古器物主要作为供养之具和清赏之具，“出水仿古器类基本可在宋元遗迹中找到一致的类比对象”，而“宋元遗迹出土的仿古铜、瓷炉多数与宗教供奉和民间丧祭活动相关，在佛道寺观、民间教团与士庶墓葬中往往充作‘香花供养’之用”。“宋元遗址中一炉二瓶的铜器组合十分常见，名为三供”，另一类组合形式是“在一炉二瓶的基础上又增加蜡(灯)台两具，形成了香炉居中，其他四件左右排开的对称摆陈模式，称为五供”。“自宋以来，一炉二瓶的组合逐渐成为佛前香花供奉的主要样式”，“炉瓶组合有时也陈设于挂轴图案前，用作厅堂、书斋的装饰。”袁泉认为，“在中国宋元遗存和日本传世及出土文物中，目前所见的13-15世纪的仿古炉瓶通常存在三供、五供、三具足、五具足、炉瓶三式等组合形式;这种仿古组合不仅用于寺社佛事，也用于装点贵族府邸;或供奉于宗教场所作香花供养，或陈设于厅堂书斋为文玩清赏。”

　　上述沉船、宋元遗迹出土实物，是研究宋元以降的铜器工艺的基础，对于收藏鉴赏、断代等学术研究意义重大。

　　2007年前，古玩行对宋元明清铜器鉴别的流行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将制作工艺相对粗糙者看成是早期铜器，工艺相对精细者则断为后期或者是清三代制品。事实上，从新安等地的出水、出土实物看，宋元、明代也有相当精细的铜器。另一种是以铜器的器薄程度断代，流行的看法是器薄、体轻的铜器制作粗糙，多为后期制品。而就铜器的范模工艺而言，越薄的技艺要求越高。

　　近十年来民间收藏、拍卖市场上交易的宋元铜器极为少见(实际上是因标准器稀少，收藏者对宋元铜器缺乏认识)，而且其铜器的制作工艺也与常人想象的粗糙相反，宋元铜器实际上器型、纹饰精美，制作精巧，很多被行家断为后期制品的铜器，都应该重新审视。

　　宋元铜器的交易样本

　　市场上宋元明清铜器的交易品种，大致有供养器、陈设器、赏玩器等几类，供养器多数归为宗教艺术品一类，陈设、赏玩器明以前器物缺少判断依据，大量是明清制品，多数年代清晰的铜器是清代宫廷制作品(大量清宫旧藏品可以为传世铜器找到判断依据)。

　　因对宋元铜器认知、断代局限，流通的铜器明确标注宋元时代者少见，笼统标注“宋元”“宋至明”者比比皆是，仅少数长期致力于此的资深藏家、行家，如乌尔里希·豪斯曼、保罗·弗里曼、休·莫斯等人给自己的藏品标出断代结果。

　　乌尔里希的117件藏品清楚标注了年代，这批藏品多数在海外公开展览、出版、拍卖过，因此广受收藏者、行家追捧，成为近年来宋元明清铜器拍卖的经典案例，这也是海内外市场首次出现的私人藏宋元明清铜器专场。

　　他的藏品中，标注“宋”者七件，包括两件铜镜，器型有尊、炉、鼎、壶等，纹饰以仿青铜器的饕餮纹、几何纹为主。饕餮纹龙耳尊37.5万港币，错金银饕餮纹冲天耳鼎式炉81.25万港币，铺首活环耳壶连盖35万港币，具有一定代表性。

　　标注“南宋/元”者仅铜锦纹地贯耳壶一件，拍至93.75万港币。

　　标注“宋/元”者九件，器型有钟、尊、瓶、壶、立像等，纹饰有龙纹、饕餮纹、绵纹、夔龙纹等。代表器物有饕餮纹象首尊32.5万港币，饕餮纹贯耳壶32.5万港币，开光锦纹贯耳方壶35万港币。

　　标注“宋至明初”“宋至明”“宋/明初”者七件，器型有匜、双连瓶、尊、爵、盘、盒、立像等，纹饰有瑞兽纹、饕餮纹、缠枝花卉纹等。兽匜17.5万港币、饕餮纹羊首尊15万港币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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