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为了满足阅读和传播的需要，书籍是以手抄本的形式传播的，古人并没有版权意识。很多人都听过“洛阳纸贵”的典故，说的是西晋太康年间，有位名不见经传的诗人左思，写了一篇名为《三都赋》的文章，因为邀请当时著名的文学家皇甫谧为其作序，让《三都赋》很快风靡，“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可见，作为一名“草根文人”，左思不但不介意人们传抄自己的作品，而且为了尽快出名，引起朝野关注，还邀请名人作序以提高文章的知名度。

　　事实上，“盗版”问题的出现并引起著作者和国家的关注是在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大大降低了人们手抄书的劳动强度，同时也为大规模的“盗版”行为提供了便利。司马光曾在其《记历年图后》一文中谈到其著作《历年图》被盗印的情况。最初，他写成该书，自认为“其书杂乱无法，聊以私便于讨论，不敢广布于他人也”，并不想将这本书公之于众。可没料到，这本书竟被书商刻印，还随意增删内容，改变原书卷数，甚至将其书名更改为《帝统》，并广为传播，严重损害了司马光的声誉和利益。无奈之下，司马光只好自己出资另行刊印，以便纠正前书之误。

　　与司马光的经历相似，苏东坡也是当时深受盗版之苦的文人之一，苏轼有一次给朋友写信抱怨：“某方病市人逐于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况欲更令人刊耶……今所示者，不唯有脱误，其间亦有他人文也。”自己的书被盗版不说，盗版书粗制滥造，错字漏字现象比比皆是，甚至还把其他人的文字掺杂进来，让苏轼看后气得恨不能亲自去毁其印版。

　　面对盗版猖獗的问题，早在北宋时期，政府就出台了保护政府印刷物的权威性法令，到了南宋时期，刻印书籍者可请官府出面进行版权保护，如遇盗版情况，处罚的方式如“追人毁板”“追板劈毁”等。对于古代作家来说，反盗版最有名气的要数明末清初的戏曲家李渔。为了避免各种中间商的盘剥和书商的盗版事件出现，他的小说、戏剧和诗文集以及各式杂著的出版，大多都是自己印刷和自办发行，在当时这种方法对打击盗版还是十分有效的。

　　若从利益角度上讲，书商才是“盗版”的最大受害者。为此，古代书商也想了很多办法杜绝社会上的盗版和翻印问题。宋代时，书商已经有了保护自己出版物的措施，就是把出版物向政府备案，以示合法，他人无权翻刻。另外，很多时候，书商还会在书的末页印上一段“版权声明”。在元代，《古今韵会举要》一书就有声明：“实昨承先师架阁黄公在轩先生委刊《古今韵会举要》，凡三十卷……愿与天下士大夫共之。但是篇系私著之文，与书肆所刊见成文籍不同，窃恐嗜利之徒改换名目，节略翻刻、纤毫争差，致误学者，已经所属陈告乞行禁约外，收书君子伏，伏幸藻鉴。后学陈谨白。”后世，类似的“版权声明”在很多书籍上都能见到，只是说法各异、字数不同而已，让今人读罢，不仅感到，与“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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