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了春秋战国、汉代、唐代三个铜镜铸造工艺及技术的高峰期，而汉代青铜镜的历史则更是源远流长，对后世铜镜的铸造产生了深厚的影响。汉代在经济高度繁荣，政治集中统一的情况下，继承了战国时期的工艺，制镜工艺得到了长足发展。汉镜有以下几个特点：版式层出不穷；开启了铭文铜镜的先河；大量采用高浮雕的铸造技术。笔者就汉代铜镜进行了梳理，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镜式，按流行阶段进行了划分。

　　西汉时期，一改战国时期铜镜纹饰的繁缛和镜体的单薄，镜式逐渐简洁、厚重，钮多作半球形、连峰形。图案布局和纹路也有新的变化，出现了以乳钉为基点的布局方法，主纹突出，地纹逐渐消失。主题纹饰素朴，图案结构简单，改变战国时期严谨的细密风格。西汉流行的铜镜主要有草叶纹镜、星云镜、日光镜、昭明镜、四乳禽兽镜。

　　西汉早期因经历秦汉之战，开国之初，经济匮乏，各种工艺新老断层，制镜难以形成自己特有风格，所以早期的镜式主要沿用战国时期的镜式，以蟠螭纹镜式为主体。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第三号墓出土一面“缠绕方连四蟠螭镜”，主纹为四组蟠螭纹相间缠绕，地纹为云纹。此墓出土木牍上有“十二年二月”纪年，据考证应是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同时也有部分镜式加铸了铭文。寿县原东津公社东津大队吴家嘴出土的蟠螭纹铭文镜(图1)，径11.4厘米，三弦钮，钮座饰蟠螭纹，外区一周铭纹带：“欲见毋，说相思，烦女(毋)□□，思其悲。”外区三道弦纹，主纹饰为浅浮四组八条变形抽象的蟠螭龙纹。宽素缘外卷。1981年寿县双桥镇孙家祠堂牌坊出土的蟠螭博局镜(图2)，径8.6厘米，三弦钮座。方框钮座四边中部向外伸出“T”与缘向内的“L”纹相对，在方框钮座的四角与镜缘向内“V”字纹相对应，构成博局纹。在博局纹的四方以细线饰出对应的两条呈弧曲缠绕博局纹的蟠螭组成主纹饰，在余白处均匀饰有浅细的涡云地纹。主纹的外围饰有一周凸绳纹。镜缘上卷。该镜式和1968年河北满城窦绾墓出土的“大乐贵富博局镜”极其相似，只是双线方框内多出了“大乐贵富，得所好，千秋万岁，延年益寿”铭文。窦绾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妻子，据记载葬于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

图2

　　文景之治后，社会趋于稳定，经济开始繁荣，这时铜镜的制作工艺大大提高，已形成自己风格。在西汉中期流行星云镜、草叶纹镜为代表的镜式。星云镜钮一般以七峰、九峰为主，以偶数小乳钉环抱一个大的乳钉，这种数字在早期的鼎制中，是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和代表，可能这些数字反映了镜式等级和版式的符号。寿县博物馆收藏的一面星云镜(图3)，径9.7厘米，九峰钮，圆形钮座由四枚半圆形草叶纹和四条短弧线组成，座外两周细凸起的连弧纹。主纹饰为以八瓣圆叶和一乳钉组成的纹饰等分四区，中间饰有七枚用云气纹相连组成的星云纹。厚缘，缘内向饰十六个连弧纹。四个以八瓣圆叶围绕乳钉应代表东、南、西、北四方，而七枚乳钉形成的星云纹另代表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方，两种纹饰代表的八方和镜钮上的八个乳钉相对应，正好应证了九州一统，四面八方皆夷服的汉学思想。同时连弧纹之间所形成的太阳光芒，意同太阳普照九州大地，天下皆归汉制的统治思想。该镜的制作融注了汉代工艺、政治的思想理念，是当时镜式的典型代表。此镜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安康出土的西汉武、昭时期的星云镜式极其相似。2006年安徽省六安双墩一号汉墓也发掘出土了相似的星云镜，此墓主是六安共王刘庆，刘庆于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封王，死于昭帝三年(公元前83年)。1991年6月6日刑警队收缴移交一面草叶纹镜(图4)，径11厘米，圆钮，方形钮座，外区置双线方框，方框四角饰内以斜线纹添置的正方形分四区，内饰八字铭文：“见日之光，天下大明”，方框四角各向外伸出一组二叶瓣，将方格与边缘间分成四区，每一区分别以一枚乳钉为中心，左右饰一对称连叠草叶纹。边缘饰内向十六弧纹，厚缘。无独有偶，1968年河北满城西汉中山国靖王刘胜墓出土了一面“日熹对称连叠草叶镜”，此镜中的草叶纹和寿县馆收藏的这面镜中草叶纹如出一辙，据史书记载刘胜死于西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所以草叶纹镜铸造年代不得迟于公元前113年，是西汉早中期的铜镜。

图3

图4

　　西汉中期还流行日光镜和昭明镜为主的镜式，这两类镜式一般都带有铭文“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内质清以昭明”等字样铭文，两类镜式基本相同，只是大小不同和铭文上有差异。图5“日光”铭连弧纹镜，半圆钮，圆形钮座，座外饰内向八条连弧纹，连弧纹和钮座之间用三组三条短线和三条短弧相连，外围饰两周短辐线纹间铸八字铭文：“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字间饰有“e”或“”形符号。宽平素缘。此镜制版工整，制作精良。图6“日光”铭文镜 半圆钮，圆形钮座，连弧纹和钮座之间用四组三条短线和四条短弧相连，外围饰两周短辐条纹间铸八字铭文：“见日之光，长不相忘”，字间饰有“e”形符号。宽平素缘。此八字铭文按字面很容易被人解析成祈求光明，永远不要相忘之意，其实不然。在这里“见”应为“现”的意思。《广韵》：“现，俗见字。”师古训为“显示”、“显露”等义。“日”在《广雅·训诂一》释：“君也。”《续汉书·五行志》：“日者，大阳之精，人君之象。”可见“日”者自古就是古代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称谓。尤此可释“见日之光，长无相忘”应是对皇权的时刻铭记。吴楚七国之乱过后，此类铭文便顺应历史潮流而登上历史舞台。图7为昭明镜，半圆钮，圆形钮座，座外饰内向八条连弧纹，连弧纹和钮座之间用四组三条短线和四条短弧相连，外围饰两周短辐条纹间铸十字铭文：“内清以昭明，光象夫日月”，字间饰有隶书“而”形符号。宽平素缘。

图5

图6

图7

　　西汉后期，随着王莽篡夺刘氏天下，成立新政，王莽在位短短十五年期间，也制造出具有自己风格的铜镜，铜镜的形制以神兽博局镜为主，上海博物馆收藏了一面“始建国天凤二年(公元15年)”规矩镜和汉代“大泉五十”铭瑞兽博局镜都是王莽时期的典型镜式，具有标准器的作用。寿县寿春镇东关村柏家台出土的八乳禽兽博局纹铭文镜(图8)，径18.8厘米，厚0.5厘米。镜圆钮，柿蒂纹钮座。钮座外凹面方框内侧饰十二枚圆座小乳丁，外侧饰八枚圆座大乳丁。方框四边中部“T”形纹与“L”形纹相对应，方框四角与“V”形纹相对，整体构成博局纹样。在博局纹的空白处分别用浅细线饰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禽兽纹饰。镜缘饰云气纹、凸弦纹和锯齿纹各一周。镜缘内侧与主纹饰间饰一周铭文带，文曰：“桼言之纪從镜始，仓龙居左虎在右，辟(避)去不羊(祥)宜古(贾)市，长保二亲利孙子，寿敝(比)金石先王母，宜□。”

图8

　　东汉时期铜镜的主要类型有连弧纹镜、变形四叶纹镜、神兽镜、画像镜。连弧纹镜，一般为柿蒂形钮座，间饰以“长宜子孙”铭文，以内向连弧纹为主要装饰。此期铜镜，较之前代已有发展，其镜面微凸，增大照射面积，较为科学；纹饰多柿蒂，钮较大，其连弧纹多在内区，创浮雕式作法，纹饰突出，种类增多，铭文多为吉祥字语。变形四叶纹镜，钮座外有4片呈蝙蝠形的叶纹，四叶内有“君宜高官”、“位至三公”等铭文，流行于东汉晚期。神兽镜，一般多有铭文，并用浮雕手法表现出龙、虎、神仙等题材，因而使铜镜纹样装饰进入一个新阶段，此类镜主要流行于东汉晚期的南方地区。画像镜，其装饰多为浮雕的人物、车马、歌舞、龙虎、瑞兽等题材，流行于东汉中晚期。另外还有方铭镜、透光镜等。特别是透光镜的出现，给汉镜带来了靓点。所谓透光镜又称魔镜，是指将镜面对着日光或其他光源时，其反射的光斑能映现出镜背纹饰或铭文字样。20世纪安徽省潜山县出土了一面透光镜，该镜和日光镜镜式相同，并铸有“见日之光，天下大明”，这面铜镜经测试仍然出现背面的纹饰和铭文。

　　东汉政权建立以后，镜式开始以神兽、画像纹饰为主体，此类镜式采用高浮雕，配有铭文，对断代和研究当时的社会崇尚仙道提供了有力的实物根据。图9为寿县板桥镇黄安村出土“龙氏”铭文盘龙镜，径15厘米，厚1厘米。镜为圆形，正面光润、平滑，背面中半球状圆钮，圆形钮座。钮周主饰高浮雕一龙一虎合体，龙首、虎首相对峙，在龙、虎两足之间有一羽人握杵跽坐，作杵臼状。主题纹饰外围饰一周短线纹和一周铭文带，铭文：“隆帝章和时淮南，龙氏作竞(镜)湅(炼)冶同(铜)，合会银易(锡)得和中，刻画云气龙虎虫，上有山(仙)人寿无穷，长保二亲乐不高。”镜缘饰一周锯齿纹和一周云气纹。该镜制作精良，纹饰清晰、细腻，是东汉铜镜中的代表作。铭文标明年、地点、工匠、质地、纹饰，内容丰富具体。“章和”是东汉章帝(庙号)刘烜的年号，此年号仅使用了两年，即公元87至88年，“淮南”所指地是当时九江郡府首所在地寿春，即今寿县，因此该镜是东汉“(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八月南巡狩……辛亥幸寿春(即今寿县)”时，由龙氏制镜，以作纪念这一重要历史事件。2010年11月《文物天地》总第233期白云飘发表了《铜镜拍卖行情观察》一文中提到一面龙虎镜，其铭文：“章和元年(87年)五月丙午日中作服上宜子将为缝”。这两铜镜纹饰如出一辙，都是章帝章和时期，有明确的纪年，是东汉早期铜镜，为研究这一时期的铜镜提供了标准器物证据。

图9

　　画像镜其纹饰多以仙人、车马、歌舞、神兽等为主体，这类镜式大多流行于东汉中晚期，跨度时间大。《汉唐纪年图录》中收录一面东汉“永康元年”铭文环乳神人神兽镜，其隶书铭文：“永康元年正月五日，幽湅黄白，早见明竟，买大富，延寿命长，上如王父，西王母兮。宜君高位，位至公侯，长生大吉，太师命长。”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是东汉恒帝刘志的年号。图10为1990年寿县众兴镇鲁圩出土“郝(郑)氏”铭纹仙人神兽画像镜。径17.6厘米，圆钮，小圆形钮座，座外饰两道弦纹，弦纹中间饰一道连珠纹，四枚斗笠状乳钉纹等分四区，主纹区两组仙人上下对称设置，主人盘腿而坐，一人抬手似在述说，一人双手合拢于袖中，两侧侍从相向跪坐。左右饰羽人驯虎、驯鹿。外区饰一周铭文：“郝(郑)氏作竟佳且好，明而日月世少有，刻冶分守悉在，长保二亲大吉。”外饰短辐线、锯齿、双水波纹饰带。宽缘凸素。东汉“建安二十四年”铭文半圆方形带神人神兽镜，半圆钮，采用高浮雕铸造神人神兽纹饰，在镜缘和纹饰之间有一周隶书铭文带：“建安二十四年元月辛巳朔二十五日乙巳奇，吾作明竟宜侯王，豪富日贵，□有千万长生之寿，日月和乐，□□巳。”寿县茶庵马家古堆东汉墓出土日月天王环乳神兽镜(图11)，径21厘米，圆钮，连珠纹钮座。内区四组神人和四兽相间环绕，其中两作用于主神为正面曲腿端坐，两侧环状乳各有一侍者侧身向此神人。四兽突出头部，高浮雕的兽头比主神还要明显。二主神当是东王公西王母。外区为半圆方枚带，半圆中以两组不同形式的动物纹样相同排列。十二个方枚中，均为“天王日月”四字铭文。边缘纹饰，内为神人禽兽纹带，有六龙驾舟车，车上有羽人、神人，还有羽人跨青鸟等纹饰。宽镜缘，缘上饰有菱形云纹。

图10

图11

　　从古镜鉴定学角度，铜镜本身的断代、分期尚存在诸多问题亟待研究。只有逐渐科学地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形成标准尺度 ，从而统一铜镜学术界的共同认识。随着考古铜镜的大量出土，特别部分带有纪年铜镜的发现，为断代提供了标准器，使得铜镜时代划分逐渐明析，为收藏和民间爱好者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