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雕锦地纹嵌象牙雕石榴花团扇，故宫博物院藏

　　“夏季天热，懒于行走，朕于畅春园养身七十日，暑天不觉已过。” 

　　有一种观点是清代皇帝出身东北，故而特别怕热。出身东北与怕热的关系是否是必然，尚且不论，但是在旧时代，避暑降温的技术比较落后，惧暑似乎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现象。

　　康熙年间，步军统领隆科多曾经在一份奏折中上报京师人民中暑的情况，其中说： 

　　查近来京城内外因中暑而死之男女共计六人。本月十三日未时，崇文门外三里河街，有一不知旗、佐领姓名之妇倒身而亡。十五日戍时，东四牌楼北大街，一不知何处之汉人男子倒毙街途。十六日酉时，于皇城内团城地方，有卖布之山西人郝伟定倒地而死。是日二更时分，住报子街镶兰旗徐国栋佐领下闲散张宝同家妇三雅图于其门首倒身而亡。十七日申时，居东厂地方正黄旗包衣齐进佐领下闲散郭世君家丁保儿倒地而死。是日酉时，居兵马司胡同之大兴县民人刘二之妻在其家中暑而死。再街途中暑倒地之人五名，我坐堆子章京兵丁扶之坐于荫凉处，以凉水浇心，给服香斋丸后苏醒，遣回各家。再十六日，东直门内大街有拉车马二匹因热昏倒，拖至井旁灌水救活矣。(《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五天内即有六人因中暑而死亡，可以见到当时人面对暑热是比较无力的。 

　　清代第一个明确指出北京暑热难耐的统治者，笔者所见是摄政王多尔衮。据《世祖章皇帝实录》，顺治七年七月，多尔衮在摄政王谕中说：“京城建都年久，地污水咸。春秋冬三季犹可居止，至于夏月，溽暑难堪。”面对这种情况，他首先提出了出京避暑的建议：“稽之辽、金、元曾于边外上都等城为夏日避暑之地……今拟止建小城一座，以便往来避暑。”虽然这座避暑小城尚未修完，便由于多尔衮病死被顺治帝下令停止，但是“出京避暑”的建议，显然影响了其后的列位帝王。而这座避暑小城最终也被扩建为喀喇河屯行宫，则是后话。 

　　从康熙朝开始，历代皇帝多数都移居到他地避暑。如康熙朝早期，多在紫禁城周围避暑，档案中的记录有“移驻瀛台避暑”、“上以天时炎热，恭请太皇太后、皇太后避暑。太皇太后移驻五龙亭，皇太后移驻紫光阁”等等，后来则逐渐习惯于外出至京外园林以至于口外避暑。　　离开京城避暑，似乎是相当有效的一种方式。康熙朱批中曾数次表达出这种感触，如“夏季天热，懒于行走，朕于畅春园养身七十日，暑天不觉已过”，“因朕在口外，未觉夏暑，气色甚好，勿为朕忧”。(《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乾隆帝虽然曾经说过“宫中固不畏郁蒸”，但是也在御制诗中留下了“都城烟火多，紫禁围红墙。固皆足致炎，未若园居良”这种诗句。

大清乾隆御制款掐丝珐琅冰箱，故宫博物院藏

　　最为特殊的，是雍正帝。他曾经在上谕中说，“王大臣等以圣躬素畏炎暑”，可见其本身就十分畏暑。而在其刚刚继位之时，由于要为康熙帝服丧，不能移居到紫禁城之外避暑，于是便想了各种办法减轻居室内的暑气。朱家溍先生《清代皇帝怎样避暑》一文中曾经引用了一份清代内务府的档案，记录了雍正二年，雍正帝让内务府郎中保德制造风扇的内容。其中说：　　于五月二十九日做得楠木架铁信风扇一架，上安小羽扇六把……奉旨：再做一份，架子矮着些，安大些的羽扇，再将葵黄纱风扇做一份……于六月初六日做得紫檀木架、玛尼顶大羽毛扇一份、葵黄纱扇一份……奉旨：葵黄纱扇做得好，照样再做二份，将蓝色绫风扇亦做二份……于六月十七日、十九日做得……奉旨：尔等做的风扇甚好。朕想人在屋内推扇，天气暑热，气味不好。不如将后檐墙拆开，绳子从床下透出墙外转动，做一架。照墙洞大小做木板一块，以备天冷堵塞。俟保德收拾东暖阁之日再拆墙砖。再做一架放在西暖阁门北边，绳子从隔断门内透出。

铜镀金珐琅五蝠风扇，故宫博物院藏

　　推己及人，遇到天气暑热的时候，清代皇帝不仅想到自己避暑，对于身边大臣乃至京师居民，也是一样。如雍正元年六月，薛凤翼即将赴任河间副将，入宫谢恩，雍正帝即赏他避暑丹十锭、裕暑丹十锭、裕暑手伽素珠一挂，并且亲切地嘱咐道：“所赐裕暑丹，早起磨水涂鼻孔内，不怕暑气。素珠带手上，日间常闻，你看，朕手现带着。”(《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至于乾隆帝，更是考虑到京师人民的情况，下令“著赏发内帑银一万两分给九门，每门各一千两，正阳门二千两。豫备冰水药物，以防病暍。”(《高宗纯皇帝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