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立武，是伴随着文物去往台湾的人，他是20世纪中国文化学术界的重要人物。不管是基于什么原因造成了六十多年前的那次颠沛和迁移，不管当年在什么样的政治气候下给他一些评判，他都为保护这些中华文明的古物，倾尽了自己的心力，值得我们去怀念和记述。
杭立武大概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生，跟故宫的文物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名字，也因为跟故宫国宝联系在一起而为当今的大众所知。迁运国宝的故事听起来惊险过瘾，他一生的经历自然也一样精彩纷呈。
求学
杭立武是安徽滁县人，生于1904年。他的父亲自小聪明好学，想走科举的路子，实现自己的抱负，但因为户籍不在当地，只好花了点银子，才参加科考进了官场。父亲为人清廉正直，做官并不求荣华富贵，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在当地颇有威望。从小，父亲对杭立武管教很严，寄望甚高，请了老师在家里教他功课，其中包括英文。中学时，杭立武受父亲鼓励去上海试考清大(清华大学)，正好那时上海有一场孙中山先生的演讲，杭立武对考清大没抱太大希望，就冲着演讲去了。最后清大果然没考上，但上海之行却决定了他一生的方向。孙中山先生没有丝毫官僚气息的作风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对他日后加入国民党产生了影响。
清大没考上，杭立武进金陵大学主修政治学，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公费留学名额，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去京复试时，自幼学英文的杭立武却没学过文法，他在试卷的文法栏里写道：“文法属于中学生的课业，留学考试出这种题目实在不适当。您应该从我的文章来评定我英文程度的高低。”结果另两项考题“时事议论”和“作文”，主试给出高分。在京期间，杭立武心情很放松，兴致勃勃游览北京城。他每晚都会去看京剧，看遍了余叔岩、杨小楼、陈德霖、梅兰芳的戏，竟一连看了十天。这个爱好一直他保持到晚年。
留学英国期间，年轻的杭立武什么都感觉新鲜，参加了各种学术、社会活动，并有机会听罗素、萧伯纳、威尔斯这些名家的演讲，深受激励。后来伦敦大学HaroldJosephLaski教授鼓励杭立武再去美国学习，杭立武就去了，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拿到一个硕士学位后，又返回英国，拿到了伦敦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在这两所国际知名学府的求学经历对杭立武意义重大，他自己曾说：“我这一生受伦大HaroldJosephLaski教授的开创精神与威大FrederickOgg教授踏实做事态度的影响很大，在创新中不致流于虚幻，而落实于踏实稳健。”
归国
学成归国后，杭立武怀着报效国家的雄心开始逐步实现抱负。最开始，受聘在中央大学任教。年轻时的杭立武英气勃勃，又是留学生，前途大好，因此很多人给他介绍女朋友，相亲的饭局很多，他却爱上了偶然作陪的金陵大学好友陈裕华的四妹——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陈越梅。追求了大半年后，杭立武终于在北平求爱成功，后来两人在南京结婚。
当时国门大开，留洋风气很盛，许多学子纷纷留洋，归国后都想要轰轰烈烈地做一番文化事业。杭立武也一样，当看到当时的国内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独缺政治学术团体时，他广招各地知名学者一起创立了中国政治学会。后来在被中大校长朱家骅聘为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期间还创立“中英文化协会”，致力中英文化交流。因为他熟悉英国情况，就被蒋介石派任为对英国的联络员，与英国驻华大使和丘吉尔首相本人打过多次交道。那时还发生了一件趣事。因英国受日本要求封闭滇缅公路，禁止军事资源运达中国，杭立武亲眼见到蒋介石发火，一整副假牙因情绪激动而掉落在地，而后拒绝了他的帮助，自己迅速捡起塞进口中。
1941年底，杭立武随“中国访英团”赴英国、苏格兰访问，期间除了受到丘吉尔首相在唐宁街十号的接见，还发生了“赛酒事件”。英国外交部、情报部代表请“中国访英团”吃饭并要赛酒，团中只有杭立武和王云五酒量好，就合力将英国人灌醉。王云五见杭立武酒量不错，与他订下回国后的赛酒之约。谁知这个约定一直因为两人公务繁忙而未能实现，直到王云五病故前，杭立武去看望他，他还记得此约定并说：“立武兄，今生不比，来生再赛。”令杭立武唏嘘不已。
发起设立难民区
史料记载，自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南京被日军占领前后，曾经出现过一个专门保障难民安全与生活的“安全区”(又叫“难民区”)。一度有近30万人聚集在这个不到4平方公里的狭小范围内避难。安全区的设立与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南京大屠杀的被害人数。这个安全区就是杭立武发起设立的。
杭立武是基督教长老会信徒，信奉“人生以服务为目的”。1937年冬天，上海失陷，近在咫尺的南京受到威胁。刺耳的警报声与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终日充斥六朝古都。难民们从四面八方涌到南京。忧心时局的杭立武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日寇侵占上海时，德国的饶神父在租界成立了一个难民区，救了二十多万难民。留学英国和美国的经历使他认识很多在南京教书、从医、经商和传教的西洋人。他邀请了二十多个外国人，提议在南京共同筹建一个保护难民的安全区。外国人纷纷赞同，当时就画了安全区的地图，托上海的饶神父转交日军。
15名外籍人士组成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50多岁的西门子洋行代理人约翰·拉贝被大家推选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他就是闻名世界的《拉贝日记》的作者，激愤于日军的暴行，他记下了在南京的所见所闻，给后人留下了一份最真实的记录。当时33岁潇洒英挺的杭立武担任了委员会总干事，美国人乔治·费区任副总干事。宁海路五号的张公馆成了安全区的总办公处，浅灰色的大门口挂有一个很大的黑圈红十字的安全区徽章。
杭立武日后迁运国宝的契机就埋伏在这里。
战火中抢运国宝
当时，南京市长马超俊听说了难民区的事，建议杭立武将朝天宫故宫文物院也纳入难民区范围，以免日军破坏文物。但当时的难民区地区图已经划定，要更改并不容易，而且杭立武内心并不认为日军会依照国际惯例尊重难民区，而故宫文物事关重大，他自己无法决定。于是他向当时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建议，将文物尽快迁到后方。蒋介石得到报告后，让杭立武负责文物抢运。杭立武一直认为难民区的事很重要，也紧急迫切，但日军已经打到南京外围，抢运文物刻不容缓。最后他把难民区的事交代给当时的德国副主任，自己决心排除一切困难搬运文物。
朱家骅知道后大加赞赏，表示愿意在必要时动用中英庚款基金用于古物搬运。但现金还是缺乏，国民党政府虽然下了迁运的命令，但并没有充足的资金拨给，杭立武只好向关务署英籍总税务司借了数十万元。
当时的南京城已经极其混乱，老百姓们纷纷逃难，交通工具很难找。从1937年11月20日到12月8日短短的19天里，杭立武动用了一切力量。这次抢运分水、陆两条路线，陆路由军委调拨车辆，沿着津浦铁路转陇海线到宝鸡，再换装卡车入川，押运人是故宫博物院的庄严和那志良。水路方面，国内轮船找不到，只好找外国轮船，最后租到一家英商轮船，决定上溯长江运到汉口再转运四川。当时，日军的炮火在南京城门外已经燃起，英国商船担心路途中出现问题，更怕遭到日军的轰炸，停在南京下关码头不走，船长坚持要杭立武随船出发，杭立武不上船，他们就不走。无奈之下，杭立武在码头给家里打了个电话，然后同意上船。因为怕难民上船，船停得离岸稍远，杭立武攀着水手们抛下的缆绳上了船，第二天，日军对南京发起了总攻，而14571箱故宫文物水陆并进运往了安全的大后方，藏在乐山和峨眉两地;直到抗战胜利后，西迁的国宝才全部运返南京。
主持文物迁台
经过这次惊险的抢运，杭立武内心的感受不同了，以前从来没接触过文物，虽然知道文物珍贵，但很遥远，有了这次难得的经历后，他对这些用自己生命去保护的古物产生了感情。这种感情驱使他在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自然而然地第一时间又想到了故宫国宝。当时他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而以故宫董事会秘书的名义，发起成立了文物搬迁小组，由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研院史语所、中央图书馆和外交部五个机构组成委员会，开会决定挑选文物精品迁运到台湾。杭立武被推选为总负责人，就这样，在十一年之后他再次与故宫国宝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1948年12月21日，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派出国民党海军“中鼎号”运输舰秘密驶进南京下关码头，将第一批712箱文物运到了台湾基隆。押运总负责人是李济。文物专家说存放文物之地不能太潮湿，要求干燥，为此杭立武多方查询，基隆多雨，新洲多风，高雄、台南炎热，气候温和又干燥的只有台中。经过考察，最后他选中了台中糖厂的仓库。当时台中市市长陈宗熙是杭立武金陵大学的同学，而台中糖厂厂长于升峰碰巧又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谭旦冏的留法同学。有了这些关系，文物顺利迁入台中糖厂的仓库中。
1949年1月6日到1月9日，第二批2646箱文物由招商局的“海沪号”轮船运往基隆。
1949年1月30日到2月22日，第三批1248箱由杭立武从桂永清司令那里求来的“昆仑号”军舰运到了台湾。
海上风雨飘摇，状况甚多，但三批文物都有惊无险地顺利到达台湾，全部运到了台中糖厂仓库，并被严加看守。当地老百姓不知道那个普通的仓库里存放的竟都是中华民族的稀世珍宝，只是奇怪为什么多了好多兵，还拿着枪。
战事紧张时期，杭立武带着家人坐火车离开了南京，经过上海、杭州、衡阳到达广州。当时已升任“教育部长”的他感到时局已无法逆转，对家人说：“你们恐怕要到台湾去了。”家人问他是否一起走，他说要留在重庆处理事务，让他们先去。
杭立武的家人到台湾后，“教育部”的家属都人心惶惶，太太们向杭夫人打听消息，希望杭立武可以带着她们的先生快点出现，杭夫人向大家保证如果教育部要离开重庆，杭立武会让别人先走，他自己一定是最后一个走的人。果然，不久后“教育部”家属的先生们先后都到了台湾，而杭立武留到了最后。
留下的杭立武又碰到一系列紧急事件。原来抗战时，河南博物馆的69箱文物也南迁到了重庆，存放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的防空洞内，抗战胜利后没有运回。河南省政府主席领着一班逃亡重庆的河南官员向正忙于安排疏散人员的杭立武求救，希望他能设法将这批文物迁到台湾。杭立武立刻向蒋介石汇报，正打点行装准备离开的蒋介石当即命令空军司令周至柔不惜任何代价抢运这批珍贵文物，并指示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直接负责此事，朱家骅转而将这副担子交给了杭立武。这次搬迁比以往几次更仓促紧张，当时重庆情形混乱，贮藏文物的防空洞不通公路，交通困难，工具缺乏，河南博物馆的人员也不知去向，无人交接办手续。同时，杭立武还承担着人员疏散的重责。负责人员撤退的同事曾问杭立武：“要人还是要古董?”杭立武说：“都要，尽力而为吧。”在飞机就要升空的最后关头，精选的38箱河南博物馆文物费尽周折终于到达重庆白市驿机场，由两架运输机运往台北松山机场。离开重庆后，杭立武随阎锡山在成都新津机场准备乘坐最后一班飞机离开。正如前文提到的，是杭立武的高风亮节，不仅让最后一班飞机起飞，也保护了张大千带来的78幅敦煌临摹壁画。
在夫人陈越梅眼中，先生杭立武关心时局，每天要看数份报纸;喜欢工作，到80岁时也照样早出晚归;非常珍惜时间，不喜欢游山玩水;生活规律，重视健康，年纪大了后偶尔迟起还会懊恼;性情平和，和家人同事从不发生争执。
即使没有迁运故宫文物的经历，杭立武的卓越成就也足以自慰，但与故宫国宝结缘却成为他人生故事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1989年，一生淡泊名利的杭立武获得台“行政院”文化奖，获奖原因是他维护了故宫文物的安全。这个奖整整迟到了40年。获奖时他说自己做这些事觉得很快乐，完全没必要给奖金。之后，他把40万奖金的一半捐给了台北故宫，并希望成立一个基金会，专门用于收集散落的中华民族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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