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关良与夫人在广州

　　“1917年2月，阴历刚过正月十五，我随二哥在上海登上日本轮船。初次离家，虽有二哥细心关照，仍觉想家。在夹板上西望祖国，几次掉下热泪……”关良生前在一次采访中讲到自己少年负笈东洋的细节，尽管彼时依依不舍故土，但就是这整整五年的游学，决定了这个广东番禺人一生的走向及艺术的高度；其在日本对西方现代艺术的领会所产生的宏阔的艺术视野，更是决定了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势必发生广泛的影响。

　　1924年，他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举办首个画展，声名由此鹊起，被郭沫若、郁达夫等激进作家组成的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聘为美术编辑，同时为郭沫若主编的《创造》杂志画插图和封面设计。1927年他又随郭沫若参加北伐战争，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艺术股股长。

　　在关良广阔的人脉关系中，不得不提及他与齐白石的交往。在《关良回忆录》中，可以读到《问艺齐老》章节，文中提到了关于他与齐白石交往的旧事。

　　据关良文中所说，1956年他来京开会，与李可染一同拜见了齐白石。齐白石不仅对他印象深刻而且现场作画，相见甚欢。此书刊载了齐白石赠予关良的作品两幅，一幅为《螃蟹》，另一幅为《松鹰》，皆为齐白石常画的题材。在《螃蟹》的画作上，齐白石题跋：“良公老弟同道，九十三岁白石璜请讲。”

　　关良回忆说：“全国解放后，文化部门的一些同志，对我的画褒贬不一，有的还持否定态度……齐白石多次出来为我辩护，齐老先生侃侃而谈，认为这是一种创新，而且自成一派……在齐白石先生道义的支持下，1956年我在北京举办了第一次个展。”这次展览非常成功，观众纷至沓来，戏曲名家梅兰芳、画家李苦禅等都给出了颇高的评价。而后，1957年，关良与李可染代表中国到当时的德国访问、写生，开启了他们艺术的新旅程。

关良 击鼓骂曹 郭沫若题字

简介 关良 (1900-1986),字良公。生于广东番禺,曾任浙江美术学院教授、上海中国画院画师等。

　　艺术轨迹

　　1912-1917 在南京金陵中学读书。

　　1917-1922 赴日本东京太平洋美术学校读书，毕业后回国。

　　1927-1928 随郭沫若参加北伐战争。

　　1930-1933 在武昌艺专任教

　　1936-1937 应刘海粟之邀，再次到上海美专任教。

　　1940 在成都举行第二次个展，以善画戏剧人物形成特色

　　1945 在重庆参加“中国现代绘画展览”，抗战胜利后回杭州。

　　1956 在北京及天津举办个展，张仃写前言。

　　1957 与李可染作为文化部派出的艺术家代表，前往德国访问、写生、办展、出画册。

　　1959-1960 先后任中国美协理事、上海美协副主席、上海中国画院画师。

　　1981 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讲课。

　　1983-1984 经香港去美国探亲访问。

　　轶事

　　郭沫若再三鼓励关良

　　早在1924年，关良便与郭沫若在上海结识。两人相见，相谈甚为投机。由此，两人成为亲密的朋友。郭沫若毫无保留地向关良推介自己的广泛人脉，并在关键时刻给予实际的帮助。

　　1941年春，关良应聘去成都技艺专科学校，发现该校人事复杂，决计放下教职访问敦煌以开眼界，但筹资仍需靠展览。关良将此决定及困境告知郭沫若，郭老为他再三鼓励，说：“这(戏剧人物)是你的独创，要坚持走自己的路。新作品出世，肯定碰到很多困难，有的人不一定理解他、接受他。你多画些，我支持你！”

　　郭沫若为关良的几十张画题了字，又让他去找茅盾、叶圣陶、老舍，请他们题了画跋。结果，这次展览上，关良卖掉了40多幅画。此时，郭沫若还还撰写了《关良艺术论》，肯定其“人格高，画格更高”，向社会介绍并推广他的绘画艺术。

　　自由谈

　　关良是艺术家中的艺术家

　　画作是艺术中的艺术

　　■吴洪亮 (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

　　刚在北京画院美术馆落下帷幕的“高妙传神——关良绘画艺术展”，是我们“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展中的一个重要项目。据我所知，很多普通民众都来看这个展览，这让我们非常高兴。关良的艺术已经突破了艺术小圈子的观赏，而扩及到大众认知的范畴，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说明我们的大众审美已经在提高了。

　　最近一年来，关良的市场反响非常火，所以，有媒体说我们做这个展览是“市场倒逼学术”。我以为这个说法完全站不住脚。因为，这个展览我们已经筹备两年多了，只不过正逢关良市场火热，太凑巧了。但我深信，关良的艺术造诣被人所认可，是迟早的事情。

　　在我看来，关良是艺术家中的艺术家、他的创作是艺术中的艺术。他的画面太具艺术的纯粹性了。就风格而言，他始终保持“生”的状态，一直到终老，这非常可贵。而很多艺术家却轻易地从“生”转到“熟”，品格也就自然下降。

　　从岭南走出来的关良，获得了众多成才成名的机会，去日本留学、受郭沫若提携、结交齐白石、“混迹”上海与杭州……这样的文化圈子显然是岭南本土所不能提供的。翻开美术史，其实，关良不过是走出去的大拨岭南画家中的一个个案而已。且不说“二高一陈”，还有林风眠、赖少其、陈大羽、丁衍庸、郑锦……其中，一些人是被历史所遮蔽而最近十来年才发掘出来的。他们再被发现，改写了人们对岭南画坛的认识与理解。

　　仅仅从这一点来看，广东根本不缺人才，再加上广东人富有开拓精神与踏实勤恳作风，能够各地域施展拳脚也就不奇怪了。走出来的广东人，都特别恋乡，那种骨子里对“根”的眷恋是特别强烈的。所以赖少其晚年还回广东，也就不奇怪了。目前北京也有一些广东的艺术家，也都非常怀念家乡。我的籍贯是广东茂名，但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对他人从来都是自称广东人。

　　现在，从广东走出去的艺术家亦不在少数。但我认为，在信息化时代，艺术家处在哪个地域已不再像以往那么重要，最关键的是自己有没有广阔的文化视野，有没有把自己放在全国与全球的逻辑中进行创作。我们现在少了前辈们行万里路的艰辛，就更需要读万卷书、增扩视野的历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