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代金石学产生以来，随着作伪的产生，辨伪也就开始了。并且随着历代作伪的发展，辨伪也在不断的发展，迄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辨伪是金石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宋人辨伪已有一定水平，例如赵希鹄在《古钟鼎彝器辨》中指出：“三代古铜并无腥气，惟新出土尚带土气，久则否。若伪作者，热摩手心以擦之，铜腥触鼻可畏。”明代高濂着有《论新旧铜器辨正》中谈到：“近有真正民间之器，无功可纪，原无识文。今以刀刻钟鼎相似篆文，磨 熟刀痕，加以药饰，反失真趣。赏鉴家入手即洞识矣。”清代陈介祺关于辨伪的论述集中于《簠斋尺牍》中。近代王国维《国朝金文着录表》据铭文拓本辨伪，将伪器及疑似之器，别附于后。容庚在其所着《商周彝器通考》及《殷周青铜器通论》二书中均有专门章节论述辨伪问题，这是首次对历史上辨伪的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辨伪有了很大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大规模开展，出土了大量的商周青铜器，使辨伪工作有了可靠的标尺;一方面由于政府的重视，地方普遍建立了文物鉴定委员会，1985年5月成立了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工作已成为文物博物馆部门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

　　辨伪的基本方法是比较法与综合分析法。即将需要辨伪的器物，首先分别从铜质及铸造工艺、器形、纹饰、铭文诸方面与真器逐一进行对比，并参考伪器的各种情况作为反面标准进行考察，从而对该器各个方面的真伪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然后再综合该器的各个方面进行整体的分析。真器的器形、纹饰与铭文等各方面是一致的，而伪器的各方面之间往往有矛盾。由于夏商周时期与后代的铸造工艺不同，留在器物上的铸造痕迹也不同，通过铸痕的观察可以判断真伪。夏商周主要采用范铸法，器体上留有范线，有时夹有垫片，细部花纹棱角细腻圆滑。而现代或用翻砂法，则粒粗胎厚;或用失蜡法，则没有范线。从铜质上来分析，夏商周时期为青铜质，而后代的伪器有不少为黄铜质。又由于夏商周之青铜器入土已三四千年，经过长期腐蚀，已发生化学变化，铜质已糟朽，因此，真器比同样大小的新制的伪器重量要轻，有经验者用手一掂，即可知其真伪。例如上海博物馆藏的真的西周史颂簋重9350克，而其所藏之伪史颂簋却重12420克，比真器重3070克。其次，真器的表面锈色是经长期腐蚀而自然形成的，致密而有金属光泽，与器体是连为一体的。尤其是铜锈已渗入器物内部，渗入花纹或铭文字口之内。而伪器的表面锈色一般是用快速腐蚀法作成，其特点是很薄且浮在表面。而厚的伪锈一般是用漆调颜色作成，灰暗，呆滞，既没有金属光泽，又没有层次，浮于器表，疏松，易脱落，而露出新铜地子。第三，从器形上来说，中国古代各类青铜器的形制是有一定之规的。如被鉴定者器形不符合古代的规律，则有可能是伪作。第四，真器的花纹及铭文自然而生动，风格古朴、生动。而伪器则呆板、软散，无生气。伪铭錾刻有刀凿之痕，往往又破坏了原来的表面，腐蚀者模糊而臃肿。伪铭大多书法拙劣，文义不通，与真铭拓本逐字逐笔对照，自可辨伪。第五，伪器的器形、纹饰与铭文三者之间往往有矛盾，露出破绽。再者，铭文的性质与器物的类别不合者，或铭文所在的部位及行款不合于格式者，均有可能是伪作。需要指出的是，辨伪时详细了解该器的出土情况与流传经历是很有必要的，往往能为辨伪提供重要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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