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后期 卧虎立耳扁足鼎

　　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文化发达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青铜文化则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青铜器源远流长，绚丽璀璨，有着永恒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

　　当我们走进全国各地的历史博物馆，总会在古代文化的展览室里，看到陈列着或多或少，大小不同，形制相异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多数是由地下发掘出来的，有些出自墓葬，有些出自遗址或窖藏，其中少数是传世品。这些器物不仅仅是历史的产物，更是体现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商后期的卧虎立耳扁足鼎，尺 寸：通高27.5厘米，口长26厘米，口宽17厘米，腹深15.5厘米。出土地点：1975年陕西扶风县白家村。鉴赏要点：圆角长方形，两立耳，四柱足。平盖，鼎腹口小底大，垂腹，鼎颈部四面均饰有两个对称的顾首夔龙纹，鼎盖两端各有一长方形孔，恰与两立耳相套接，使鼎盖不错动，盖中央有一环纽，以便揭提，盖顶的四角各有一个矩形立扉，倒置成足，可使鼎盖变成俎案，此器设计独具匠心，其鼎盖做法为商周青铜器所罕见，弥足珍贵，今藏于扶风县博物馆。

　　礼器源自生活用器

　　奴隶社会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人剥削人的先河。奴隶主阶级为维护和加强对广大奴隶的占有和剥削，建立起庞大的国家机器以管理整个社会生产和残酷镇压奴隶的反抗。同时，国家又建立起一套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礼乐制度，显示出“贵贱有等，上下有别”的等级，赋予各个不同等级地位的奴隶主以不同的特权。使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得到有秩序的分配，从而更有效地实现对奴隶和平民的统治。

　　所谓礼乐制度，就是通过国家立法的方法，明文规定奴隶主的不同阶层(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尊卑贵贱的社会地位、道德规范及艺术需求。其内容包含在政治、军事、法律，以至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各个方面。

　　为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青铜器的制造也为这种礼乐制度服务。这类青铜器被称为“礼乐器”。这种礼器被统治阶级用来祭天祀祖、宴享宾朋、赏赐功臣、记功颂德、死后用来随葬。清人阮元说：“器者，所以藏礼，故孔子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就说明了青铜器的重要性以及与礼制密不可分的关系。青铜礼器是根据统治阶级意志和爱好制作的。当时的工匠，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把许多礼器都做成了精美的艺术品，使其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青铜礼器由日常生活用器转化而来。根据奴隶主礼乐制度的需要而赋予某一部分器具以特别神圣的意义。如鼎和鬲，远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中就已出现，是人们用来饮食的器具，食具中的簋原是盛黍稷的器皿。它们和酒器中的爵、觚、尊、罍等，因被奴隶主所独享，逐渐成了显示尊贵的象征，广大奴隶和平民不能使用。后来，天子常用“金”(即青铜)来赏赐有功之臣，用来作彝器，更赋予其一种神圣尊荣的涵义。这种礼器只能由受赏者的子孙沿袭使用，别人不得染指，以此来维护和显示该家族的社会地位。

　　西周前期的后趠方鼎，尺寸;通高21.3厘米，口宽13.3厘米，口长17.4厘米。鉴赏要点：口沿外折，双立耳，方腹直璧，下有四条细长柱足，体四角有棱脊，腹四璧均饰兽面纹，内壁有铭文5行34字。该器铸作精美，在宋代即已著录，留传保存至今，实属难得。今藏于上海博物馆。

西周前期 后趠方鼎

商后期 己鼎

　　铜鼎政治价值极高

　　在青铜礼器中，鼎是最重要的一种，多用来煮牲祭天敬祖，是一种祭器。古人相信灵魂不死，所以人死后鼎被用来随葬，在幽冥的世界中供其灵魂享用。不仅如此，鼎还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左传》和《史记》都记载了“定鼎”、“迁鼎”、“问鼎”的史实。在商周时代，鼎不再是单纯的一种炊器了，而是最重要的一种礼器，成为礼乐制度中重要的象征物，被赋予了神圣和宝贵的色彩，是各级贵族的专用品，它被视为统治权力的象征。

　　铜鼎的政治价值对奴隶主来说，更是犹如命根子一样重要，极其受重视。不难看出，楚庄王所问的周王朝的九个鼎，是周朝国家社稷的宝物，统治权力的象征，谁占有它就意味着拥有王权，失去它就意味着失去了王权。从王孙满的答话中可知，九鼎最早属于夏王朝，九鼎象征着九洲。以后“桀有乱德，鼎迁于殷”，又“商纣暴虐，鼎迁于周”。文献记载说明夏、商、周王朝政权的更替过程中，都曾以后代夺了前代的鼎，作为旧王朝覆灭、新王朝建立的象征。

　　周定王时，周王朝早已衰落，这时强大的楚国自有夺取周王权，取而代之的野心。楚庄王问鼎，显示了对周王朝的轻蔑，是图谋叛逆的一个具体反映。西周大夫王孙满为了维护早已风雨飘摇的奴隶制政权，自然不允许楚庄王问鼎之轻重的，所以必然要说些硬气话，强调“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意思是周政权还可以维持下去。

　　失鼎意味着失政权

　　在商代二里冈时期的墓葬中已见到是否用鼎和用鼎之多寡的等级现象。在安阳期的自由平民小墓中只能用仿铜器制作的陶觚、陶爵等来随葬，而不是用鼎行陶器。可见，鼎的使用在奴隶主贵族和平民之间具有严格界限。

　　到了西周，用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左传·庄公十八年》记载：“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这就说明用鼎及用鼎的多少是随着名位的不同而有区别的。《公羊传·桓公二年》提到“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现今不少学者认为这就是“列鼎制度”。按照这个制度，每个鼎的形制、花纹相同，但依次递减，形成由大而小的序列。也有人把这种组合称为“升鼎制度”，意思没有原则的差别。

　　无论是传世的还是墓葬出土的鼎，皆证实了这种制度。例如湖北京山出土春秋时期九个鼎、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两套鼎(一套七件，一套九件)，都是列鼎制度的具体反映。自然这里也反映了春秋时代的僭越情况。

　　由上述可知，青铜礼器的实质，就是显示奴隶主阶级不同等级不同的权力，其中鼎更是统治权力的标志，谁夺到这种礼器，就意味着夺到了政权，若失去了鼎，就意味着政权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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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鼎”的故事

　　“问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很有名的故事，最早见于《左传·宣公三年》，以后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里也谈到了这件事，文字上同前者虽有些差别，但内容是一致的，应来源于《左传》的记载。楚子就是春秋时代五霸之一的楚庄王，是楚穆王的儿子，于公元前613年—前591年在位，名“侣”，“子”是他的爵位名。

　　为了和晋国在中原争霸，楚庄王先后用兵于陈、蔡、郑、宋等国，又于周定王元年(前606)亲自率兵攻伐洛水流域的“陆浑”之戎。当陈兵在洛阳周边时，周王派大夫王孙满慰劳楚庄王，此时，庄王向王孙满问周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追朔了九鼎的历史，最后说到“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意思是周王朝还可以统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