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是其国名，“霸”国未见于传世的文献记载，根据出土文物铭文资料显示，“霸”与晋、北燕、芮等国曾有往来。大河口墓地为之前在其他各处发现的“霸”器找到了真正的归宿。大量带“霸”字铭文的青铜器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一个史书阙载的古国——霸国的存在，随之出土的丰富的文物展示出了霸国独具特色的文化。大河口墓地的发现为研究西周分封制度和西周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对探讨诸侯制度、礼乐制度、宴饮礼仪等具有重要意义。

　　何为宴饮

　　宴饮，设酒肴之聚饮，亦称饮宴、饮燕、酒筵、酒讌、宴集等等。宴饮记载，始见于夏商，当时国之上下，饮酒酗酒成风，终至夏桀、商纣皆因酒而亡。《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载：“其二曰，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尚书•商书•伊训》载：“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

　　根据性质的不同，宴饮也有不同的类型，祭鬼神之酒肴谓飨宴，帝王赐予群臣之正式筵席谓大宴，国家庆典王赐臣民之聚饮谓酺宴，帝王宣喻宴饮谓宣宴，帝王以饮而会群臣谓酺会，帝王赐臣下之便宴谓曲宴……

　　宴饮——明君臣长幼相尊之义

　　宴饮是霸国人在闲暇时举行的礼仪活动。宴礼有严格的礼仪规范，参加人员都正襟危坐，遵守“礼荐而不食，爵盈而不饮”的礼节，整个宴席只是一个虚设。这种宴饮仪式主要为了体现尊贤和养老，尊贤是治国之本，养老为安邦之本。宴饮过程安乐而有秩序，宾客尊卑分明，礼数高低有别，宴饮之人快乐而不放肆，无论长幼都得到惠泽，没有人被遗忘。霸伯做到了正身安国，才有霸国君臣的和谐与国家的长治久安。

　　霸国贵族宴饮的礼仪较多，比如他们吃饭是分餐制；酒具在宴饮的过程中要多次洗涤；由于吃饭不用筷子，而是用手抓着来吃，因此在宴饮前后需要净手，净手时一人注水，一人承盘接水。商周时期的墓葬中，盉与盘是一套器物，有盉必有盘。盉最早是用来调酒的，后来也用来注水，有的青铜器也存在着一器多用的情况。盘用来承接水，西周晚期匜代替了盉，匜与盉的功能相同。

　　在宴饮时，先要将牛、羊、猪等在镬(音获，最大的锅)中煮熟，然后用匕(头部尖锐的取实器)取出来，放入鼎内，调和入味。为了保温盒防灰，还要加上盖子。将鼎从庖厨移送到行礼的场所，是用“铉”贯穿鼎的两耳抬走，鼎不是食器，所以食用之前，要再次用匕将肉从鼎中取出，放在俎上，然后再陈设在食案上。鼎与俎是配套使用的，所以在礼器的组合中，两者的数量总是相同。

　　盛食器还有簋、笾、豆。簋是盛稻梁的圆形器皿，也有极少量是方形或长方形的，有盖。在礼器的组合中，鼎与簋最为重要，但前者用奇数，后者用偶数。笾与豆的形状相似，但由于两者所盛的食品不同，质地也就不同。笾是盛肉干、果实等干燥的食物用的，豆则是盛腌渍的蔬菜、肉酱等有汁的食物用的。笾与豆通常配合使用，而且都用双数，所以《礼记》说“鼎俎奇而笾豆偶”。

　　霸伯制定出完整而森严的礼制，以维护其统治秩序。在礼仪活动中组合使用并赋予青铜器特殊的意义 ，也代表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和权力。

　　霸伯墓葬中共发现了24件青铜鼎和9件青铜簋，其中有方形的鼎2件，随葬方鼎的墓葬都是级别较高的贵族墓，一般的贵族是不能随葬方鼎的。西周礼器组合的核心为铜鼎，根据文献记载，周礼规定：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簋也是重要礼器之一，在祭祀和宴会场合，簋和鼎配合使用，一般是九鼎八簋，七鼎六簋，五鼎四簋相配，标志身份地位的高低。

　　霸伯墓葬出土的鼎簋数量为什么与文献记载不相符呢？考古发现表明西周中期以前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鼎簋制度，中期以后才形成如文献记载所说的用鼎制度。

　　青铜器是权力与等级的象征，其中又以钟、鼎为最。钟、鼎是商周时代青铜文明最具代表的文物，是贵族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古代贵族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人们常以“钟鼎之家”来指代富贵宦达之家。鼎与簋、辩证及笾豆构成了霸国礼器系统，礼器是显示人们礼仪规范最重要的器物，使“贵贱有等”、“上下有则”，是霸国登记制度的反映。

　　自古以来，酒就是宴饮上不可或缺的饮品，酒器也是宴饮中必不可少的用具。礼器中的酒器，又可以分为盛酒器和饮酒器两大类。盛酒器主要有尊、罍、卣、壶、缶等。霸伯用尊盛酒，卿大夫用方壶，未取得爵位的士用圆壶。饮酒器有爵、觯、觚、觥等。爵容为一升酒，觚为二升，觯为三升。觥在饮酒器中容量最大，所以在君臣宴饮等场合，常常用作罚酒之器。

　　宴饮——礼之所及乐必从之

　　由西周时期制定和完善的礼乐制度，是维护统治者等级制度的政治准则、道德规范和典章制度的总称。西周礼，在西周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为典章制度，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释名》曰：“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礼器》曰：“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故《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以钟鸣鼎食为代表的礼器系统，是显示人们礼仪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周时期，乐与礼是密不可分的，礼乐制度已经达到了一个礼乐不分家的地步，所谓“礼之所及乐必从之”，因此，乐在西周宴饮中也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西周礼等级森严，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之说，不仅礼仪有定制，礼乐也有定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在乐舞方面，天子的舞用“八佾”(“佾”是“列”的意思，每列八人，八佾六十四人)，列东、西、南、北四面；诸侯用六佾，列东、西、南三面，缺北面；卿大夫用四佾，用西、南两面，缺北面和东面，士用二佾，只有南面。

　　“乐”，是配合各贵族进行礼仪活动而制作的歌舞。“中正和平”的音乐，“典雅纯正”的歌词，被称之为“雅乐”，被历代统治者奉为乐舞的最高典范，各个朝代均循礼作乐，歌功颂德。而编钟是这一乐舞体系中最为重要，最为尊贵的乐器。

　　此次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出土青铜器中有钟(组)、铙(组)等乐器，这些青铜器也是霸国宴饮乐器的一部分。

　　西周霸国宴饮器物欣赏

　　四足常盖方鼎，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1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霸伯墓葬中共发现了24件青铜鼎，其中有方形的鼎2件，随葬方鼎的墓葬都是级别较高的贵族墓，一般的贵族是不能随葬方鼎的。

　　兽面纹圆鼎，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1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器壁有铭文“伯作宝尊彝”。

　　方座铃簋，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1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霸伯墓葬中共发现了9件青铜簋，此为其中之一。在礼器的组合中，鼎与簋最为重要，但前者用奇数，后者用偶数。

　　霸伯罍，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1017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罍为盛酒器。器口内壁有铭文“霸伯作宝尊”。

　　鸟形盉，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2002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盖内有铭文8行51字，自名为盉。对于鸟形盉铭文的释读目前尚不统一，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李学勤教授释读如下：乞立誓说：“我所作谋议如果不合君命，而是我自己私行策划，就受鞭刑。”乞亲自乘有车蔽的传车前往各地，重复所立誓言，说：“我已立誓要上合君命，假如我违反誓辞，便应该遭到流弃，使君命仍得执行。”乞因此铸造盘盉，传于子孙使用。

　　鸟形盉为商周时期青铜器增加了一种新器形。盉多与盘配套用于祭祀或宴饮活动中浇水洗手，这座墓里恰好出土了一件铜盘与这件鸟形盉相配，可惜已残。

　　铜盘，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1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瓦棱纹匜，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4051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匜，注水器，与盘配合使用。商周时期宴饮时，饭食前后沃盥之用。

　　凤鸟纹提梁卣，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1017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此为盛酒器，用于赏赐有功的诸侯。

　　兽头凤鸟纹尊，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1017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此为盛酒器。

　　“析父丁”觯，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大河口1号墓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此为盛酒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