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晚期 鸱鸮觯

　　青铜礼器可以“明贵贱、别等列”

　　自古就被视为权力的宝贵象征


　　为什么两三千年前的青铜器能够保存下来，而且绝大部分还保存得相当完美，甚至有些青铜兵器锋刃还非常锋利呢？无论是传世的还是历年来不断出土发现的青铜器，数量都很可观。有些青铜器兼有长篇铭刻，更具重要的史料价值，随着人们对其认识的提高，被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人士喜爱与收藏。

西周早期 鸱鸮卣

商代晚期 虎食人卣

商末周初 青铜器一组

　　夏、商、周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

　　容庚与张维持在合著的《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如此写道：“在人类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使用青铜兵器和工具的时代，被成为青铜时代。”青铜在兵器与工具领域的广泛应用，似乎与其本身成分有着密切关系。中国青铜器制作的主要原料是铜和锡，或铜和铝的合金。它不易侵蚀，因而容易保存下来。例如1964年山西原平县出土的吴王光剑等吴越宝剑，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铸造得都极为精美，在剑身靠近剑格处有错金铭文，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光剑的菱形纹和火焰状花纹至今还非常清晰。

　　夏、商、周时代是奴隶制发展时期，也是青铜器铸造业的鼎盛期。青铜器的制作种类繁多，使用范围相当广泛，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各级奴隶主贵族对青铜器物非常重视，尤其是对那些“明贵贱、别等列”的青铜礼器更是如此，青铜器不但可以作为权力的象征，而且在当时也是非常名贵的，因而一向为统治阶级所收藏，视为“珍宝”。

　　例如，197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发掘的妇好墓，墓内出土大批精美的青铜器。20世纪80年代四川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对广汉三星堆进行发掘，出土了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以及高达262厘米的青铜立人像等大批商代珍贵青铜器。

　　春秋战国时开始对铭文内容给予重视

　　春秋战国时期，各级奴隶主贵族对青铜器的收藏同样非常重视，如，1955年安徽省寿县发现的蔡侯墓，出土青铜器上百件，其中包括礼器、生活用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1974-1978年在河北平山发现的战国时代中山国王墓，出土了大批工艺细致精湛、造型优美的青铜器。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大墓出土青铜器约140件，其中最著名的是总重量达2500千克的8组64件编钟。春秋战国时期青铜不但数量多、种类全，而且内容涉及到各方面，《礼记》《左传》《墨子》等书中都记载了贵族铸造礼乐器的目的。《礼记·祭统》：“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铭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从遗留的大量青铜器的铭文内容看，如祭天祭祖、征伐纪功、策命赏赐、书约剂(又称券契，就是经济来往或法律诉讼中当事双方所立的文书契约，编者注) 等，都表现出了贵族作器的目的，反映了当时的许多重要历史。正因为当时的许多重大事件多习惯记载在铜器上，因此，春秋战国时就开始对铭文内容给予了重视。

　　近十几年商周时代窖藏青铜器也不断被发现，如，1933年在今陕西扶风县法门公社召李大队康家村出土的函皇父组与白鲜组铜器；1940年陕西扶风县任家村发现的梁其组铜器等。目前一般学者认为，这些窖藏青铜器，很可能是西周灭亡周室东迁时王朝近臣的彝器。由于这些彝器极为贵重，又一时携带不及，而埋入窖中，待以后再取出。正因为以上种种原因，才使得两三千年前劳动人民制作的青铜器流传至今。这些出自墓葬、窖藏或遗址的青铜器，也反映出商周奴隶主贵族对青铜器的珍视和喜爱。

　　秦汉以后，铁器陶器逐渐代替青铜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于中国先秦中原各国而言，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祭祀和对外战争。作为代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治炼、铸造技术的青铜，也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

　　而经过了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数百年的兼并战争，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封建社会最终建立，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鼎不再是统治者权利的象征，铁制品逐渐替代了青铜器。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

　　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不再有什么发展了。

　　花絮


　　当年鲁国国君也指使人造假青铜器

　　《韩非子·说林》中记载了与作假青铜器相关的一件事情：

　　齐国攻打鲁国，目的是索要一件名字叫谗鼎的鼎。鲁国在战争中吃了败仗，自然就要将谗鼎送给齐国。于是，鲁国做了一件假谗鼎送给齐国。齐国使者看到鼎后，就说：“这件铜鼎是假的。”鲁国人回答说：“这件铜鼎是真的。”齐国使者说：“把乐正子春找来，请他鉴定一下这件铜器，我们相信他的话。”鲁国国君把乐正子春找来，他以为乐正子春一定会帮助鲁国说话，可是乐正子春说：“为什么不把真的谗鼎送给齐国？”鲁君回答说：“我喜爱那件真谗鼎。”乐正子春说：“我也爱我的名誉和信用，我必须说真话。”

　　有《吕氏春秋·审己篇》云：“齐攻鲁，求岑鼎，鲁君载他鼎以往，齐侯弗信而反之。”看来，春秋战国时代不但有作假铜器，而且还有能辨真假的高手，乐正子春和那位齐国使者都可以说是青铜器的辨伪高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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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铜器形制的定名与分类

　　对铜器的定名，最好与其所使用时代的名称一致，但若达到这一要求则甚为困难。宋人所定器物的名称，若没有铜器的“自名”依据，则多依器物的形态并参照文献而进行定名。器物的名称与其形制有关，而形制则又与其功能不可分割。

　　通观现有对夏商周时期青铜器定名的成果，可基本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经由铜器的自名或结合文字、文献的考证，可基本认为是“名符其实”者。属于此类的青铜礼乐器还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铜器本身有自名，且又有典籍可循的。二是铜器本身有自名，但先秦文献中不见作器名使用者；三是铜器本身无自名，但通过其形制与古文字、文献的比照可基本确定者。

　　第二种是多由宋人所定，但至今尚存有争议，有可能为“名不符实”者。属于此类的青铜礼器也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铜器本身无自名，宋人依据文献附会者。二是铜器本身有自名，但宋人依据文献而误定的。三是宋人在根据不足的情况下，将原作为铜器泛称的尊、彝，指称某类具体的青铜器。

　　就现有对青铜器的分类标准看，主要是围绕其功能和形制进行的，因此必须正确认识青铜器的功能与形制的相关性。朱凤瀚的《古代中国青铜器》(1995)将青铜器分为壹：食器(烹煮与盛食器、挹取器、切肉器)、酒器(温热酒器、盛酒器、饮酒器、挹注器、承尊器)、水器(盘、匜等6 种)、量器(釜等5 种)；贰：乐器(铙等8 种)；叁：兵器(戈等11 种)；肆：工具(斧等10 种)；伍：车马器(辖等12 种)。朱凤瀚的分类可能是在容庚与张维持合著的《殷周青铜器通论》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和扩充后得出，是目前最为科学、全面的以青铜器功能为第一标准的分类方式。

　　——摘取自倪玉湛《夏商周青铜器艺术的发展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