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元月，宣城市养贤乡石山村一村民在挖塘泥时，发现了一件铜铙，通高38厘米，甬长15厘米，铣间28.5厘米，鼓间17.5厘米，重13.5千克。

　　该铙色泽黄亮，体短阔，上侈下敛，横截面呈橄榄形，口部呈凹弧形，两侧角尖锐，圆管状甬中空与体腔相通;铙体钲部、舞部饰云纹，鼓部以细线作变形兽面构图，钲部左右各有一块长方形突起作兽目形。

　　铙是我国最早使用的青铜打击乐器之一，流行于商代晚期至周代，又被称作钲或执钟。《说文》：“铙，小钲也。军法，卒长执铙。”《说文·金部》“钲，铙也，似铃，柄中上下通。”可见铙常与钲相混。近代金石学家罗振玉曾对钲、铙做过这样的概括：“钲与铙不仅大小异、形制亦异，钲大而狭长，铙小而短阔，钲柄实故手执，铙柄短而中空，须续以木柄，乃便执持。”东汉蔡邕《礼乐志》中曾记载“短箫铙歌，军乐也”，《周礼·地官·鼓人》：“以金铙止鼓”，可见铙是中国古代军阵中配合鼓指挥调度的一种打击乐器，即退军时用以指示停止击鼓的。

　　宣城出土的兽面云纹铙，因非科学发掘，埋藏的情况不明，也无其他的同出品，但分析其形制、纹饰及铸造方法，与长江以南的湘赣江浙一带出土的春秋时期吴越文化青铜器有许多相似之处。

　　从形制上看，该铙与湖南湘乡出土的雷纹铙、江西新干出土的几何目雷纹铙都是器体短阔、舞平、铣尖、甬处中空，可置木柄，插于基座，口朝上，以槌敲击，现有的考古资料显示，铙在安阳殷墟是成组出现，有三件或五件不等，且形体偏小，如亚弓弓编铙，通高只有14.4厘米，不单用于军旅，还用于祭祀和宴乐，成组演奏;而南方出土的铙，多分布在长江以南的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古越族区域，且是单个打击演奏，形体也较大，通高一般在40厘米以上，最大可达103.5厘米湖南宁乡出土的立象兽面纹铙。

　　从纹饰上看，铙体上所饰云纹和变形兽面纹皆为吴越文化青铜器纹饰所常见，鼓部的变形兽面纹，与1974年江苏江宁塘东村出土的春秋时期兽面云纹铙上的兽面纹类似，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兽面纹，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钲部的突目，与湖南宁乡出土的云纹铙相近，已变形抽象，几乎不像是目，颇具装饰性意味;尤其是主体纹饰云纹，钲部的云纹排列整齐，间有棘刺状突起，和一般常见的中原铜器上的云纹不同，中原铜器云纹或单线或双线构图，但其单位皆作方形方角或方形圆角，而该铙所饰云纹则以线条形式构图，粗细深浅若一，工整细密，流畅自然，与中原铜器庄重规矩威严富丽的风格截然不同，显得简练和充满自由化，别具情趣和地方特征。

　　从铸造上看，该铙是用双范合铸而成，其甬及舞部有明显的合范铸痕，表面缝线清晰，这与皖南各地出土的春秋时期器物，如广德出土的青铜勾钅翟一致，铸法都是两外范合成，接缝在两侧。

　　兽面云纹铙的出土地宣城，位于长江下游的皖南地区，春秋时期为古越人聚集地《文献通考·地考·南越》：“自岭以南，当唐虞三代为蛮夷之国，是百越之地”　，先后属吴、越诸侯国领辖。这里的青铜文化，始于商代，到春秋时期受中原及邻近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并结合地方传统创造出具有鲜明个性的青铜器，兽面云纹铙可认为是其中一例。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遗产，商周青铜器以其古朴的造型、丰富的纹饰、精致的铸造著称于世。这件兽面云纹铙，铸造精良、造型大方、纹饰流畅，不仅成为青铜乐器中的精品，也为研究吴越青铜文化面貌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