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先民们用自然界中的水映照，而后于陶鉴中盛水映照，甲骨文中，“监”字的写法就是以器皿盛水而人观照于水。又因受到铜制工具光洁表面成像的启发发明了铜镜，基于某些原因，铜镜虽已发明，但未广泛使用，这才出现了铜鉴，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共存后，镜终于打败了鉴，取代了陶鉴的地位，成为主要映照方式。

　　在土耳其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我们发现了黑耀石制成的镜子，它被认为是西亚铜镜的始祖。类似的“石镜”在我国也曾发现，罗振玉先生《辽居杂著》中记载：“唯往岁于定海方氏见一镜，其质介玉石间，黑光如漆，背平无纽而有穿，如古玉臻，平漫无花纹，诧为古镜中奇品。”

　　清冶铜华以为镜

　　作为日常用物的铜镜，在我国的使用源远流长，公开资料显示，战国时期以前的铜镜就发现了三十多面。而铜镜的发明可追溯到上古的传说时代，据说黄帝曾铸神镜。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青海省贵南县齐家文化墓葬中发现了两枚小型铜镜，距今约四千多年，其时代与黄帝铸镜的英雄时代相近，由来已久的圣人制镜的说法得到了实物的印证。

　　随着青铜时代的发展，冶铸业日趋发达，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殷商贵族墓中均发现早期铜镜，那时却只有少数王室、高级贵族才可能拥有，贫民百姓无缘享用。商周时期铜器铸造十分发达，出土的铜镜数目却很少，相比较而言，早期铜镜铸技较差，纹饰古朴简单，远不如同时期青铜礼器那样浑厚、纹饰那样神秘繁缛、数量那样众多，铜镜发展滞后于青铜礼器的进步。

　　鄂尔多斯地区曾收集到5面铜镜，其中3面的时代相当于商周时期。这3面镜皆为圆形，镜面平整，背面饰拱形纽，形制及纹饰特征与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铜镜相似。1963年，宁城南山根发现两座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墓葬，出土了11面铜镜。商代后期，铜镜开始传入黄河下游。然而直到西周时期，铜镜在中原地区还是作为“泊来品”仅为个别贵族所持有。

　　铜为鉴 正衣冠

　　铜镜在古代也称“鉴”或“照子”。春秋战国之前，铜镜是只有王公贵族才用得起的奢侈品，寻常百姓要照自己模样，只能端一盆水来看水中的倒影。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鉴”字，意为盛水或冰的金属容器，盛水后可以用来映照，因而“鉴”字就成为了铜镜最常见的别称，习语“以铜为鉴，以正衣冠”便由此出。

　　铜镜广泛的制作和应用是在战国时期，特别是位于南方的楚国更为普遍。战国铜镜通体质薄，背面中央有小桥形或三弦纹钮，钮上穿绳系带，方便抓握。纹饰除素面外，多流行蟠螭纹、勾连雷纹、菱形纹、山字纹、羽状纹、四叶纹、连弧纹。战国铜镜纹饰比较稠密，有的用一种或几种细线条布满镜背，也有用单一或多种纹饰混合的细线条密布镜背作为地纹，再在底纹上加雕粗线条作为主纹，此外，更有错金银与镶嵌绿松石的铜镜。战国以后，铜镜可以随身携带，也常镶在镜架、镜台上陈设室内。

　　莹光如水照佳人

　　时间到了汉代，铜镜业变得特别发达，制作精巧，纹饰丰富，畅销国外，日本、朝鲜，以及俄罗斯境内的匈奴墓葬中均有发现。汉初，镜铭开始出现，吉语“长相思，毋相忘，常富贵，乐未央”等时常出现，陕西宝鸡市凤翔县一座比较完整的汉代砖室墓内发现了1面刻有6言情诗的汉代铜镜。汉代铜镜大多铸有铭文，最常见的有四字、八字、十二字等，这枚48字的铜镜实在少有，不仅对研究汉代民间诗歌创作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为研究女性内心丰富的感情世界提供了宝贵的文物资料。

　　汉代铜镜的合金成分相比战国已经有了些许进步。对一部分传世铜镜的分析后，我们发现，在战国，铜镜内已加入一定量的铅来降低熔点、减少气泡，是镜面更光滑，但是那时候铅、铜、锡的比例极不稳定，时多时少，就拿铅来说，多的时候高达10%至17%，少的时候仅有0.45%到2%。而到了西汉，铅含量一般稳定在4%至6.8%，铜含量在56.64%至69%之间，而锡的含量则稳定在21%到26%之间，这种比例最适宜铸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铜镜铸造随社会动荡而衰退。秦汉以降，尤其是唐宋，铜镜得以成为寻常百姓家的用具。当青铜时代结束，各种青铜礼器逐渐销声匿迹时，铜镜却伴着社会的嬗变，超越了早期的原始粗陋，迈入千余年的繁荣昌盛时期。宋元以后铜镜制作业走向衰退，其间虽有精品，但多为重实用、轻装饰的商业格调。直到明代中叶，在玻璃镜推广以后，铜镜最终于清代被完全取代。

　　走近一面面古铜镜，《木兰辞》中“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景象虽已不再，但那些汉风唐韵，仿佛就从镜中流淌出来，婉约而又风姿绰绝。那些静静躺在博物馆中古迹斑斑的铜镜，已照不见当年的美丽容颜，可它们积淀的四千年的铜镜文化，依然散发着恒久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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