镶嵌伪铭。这种铭文作伪方法，是将铭文刻在铜片上，在器的内壁挖一相应凹框，把铭文铜片镶上。有一件西周中期龙纹方鼎，腹内侧的铭文，就是用这一方法做成的。
腐蚀法。在近代，青铜器鉴定水平有所提高，后刻铭文为了避免露出刀痕，也有的用腐蚀的方法来造。方法是在青铜表面涂上一层蜡，留出文字部分，将文字用化学物质如三氯化铁、硝酸之类腐蚀后，再去掉蜡，铭文部分就会出现凹陷的字口。如西周晚期窃曲纹鼎，腹内侧有一篇伪师趁鼎铭文 ，在铭文笔道中没有任何凿刻痕迹，就是用腐蚀方法做的伪铭。
商和西周时代的青铜器，绝大部分的铭文是用范铸的，但也有极个别是刻的，自春秋晚期起，青铜器上出现了整篇刻出的文字。原刻和后刻的铭文应该是能够分辨的。原刻是当时青铜器脱范后不久刻的，因为那时没有钢刀，刻铭文是用做玉器的小轮子琢磨出来的，字口比较光洁，只有琢磨痕，而不会有刀痕，但是也没有笔意。而后刻的铭文是用刀刻的，长的一笔竞要刻上三、四刀，那就一定会留下刀刃的痕迹。另外，青铜器经过若干年的埋藏，表面已经生成一层氧化层，原刻和范铸的铭文，字口里也应有同样的氧化层，在氧化层上刻字，字口上会出现爆裂的现象，有的在字口内还会露出青铜的本色。为了掩盖这一缺点，作伪者就要做假锈填进字口，假锈的颜色一般是用漆调成，颜色呈自然状态。但细看，质地与其锈有区别，若日子一久就易于发现。这一现象，细心者是容易分辨的。
鉴定青铜器铭文的真伪，除了知道它各种作伪的方法外，还要懂得各个时代铭文的风格，从而可以判断书法结体、语汇文法等是否符合。另外，还得掌握大量的标准字形，掌握得愈多，判断也就愈正确。宋代以来，金石在一切文物中具有独特的地位，金石家的研究重点是文字，被当作历史文献对待的青铜器铭文，往往有很高的经济价值。那时收藏家们对青铜器的搜集，往往偏重在铭文方面，因而晚清是铭文作伪的主要时期。商周时代青铜器铭文的铸造，是另做一块铭文范，嵌入主体内范中。有的铭文范嵌得很平整，周围没有明显的痕迹。也有嵌得较粗糙，突出器的表面，如秦公簋、郜婴器组的铭文皆是如此。商周时代在铸造长篇铭文时，有的还要划好线条或打好格子，所以一般铭文横行直行都比较规整，而从事在陶范上刻铭文的技工，技术很高超，书写也很流利。
由于范土的铭文是阳线条，因此铭文范上阳文在刻完后，乘湿嵌入主体范中，字口厚度要避免与外范接触就需修正，可能要微作按捺，与主体范修正，这样阳文字的上口就大，而铸成的铭文往往有字口小底部大的感觉。这必须进行精细的观察才能发现。另外，字口内具有磨砂玻璃那样均匀的无光感，字体笔划的转折处呈非常自然的圆势。当然，这只是在一部分商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上是如此。后刻的铭文，有的是有所本，字体比较拘谨、呆板，字口内有或隐或显的刀凿痕。而用翻砂法铸造的青铜器，泥料颗粒比较粗，铭文笔划的表面与细腻的范土铸造不同。
伪刻铭文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整器皆伪。一般都是仿西周时代的名器。如伪作晋侯盘，将器形设计为高圈足，盘两侧兽头环耳，兽头超出器口沿，腹部饰兽面纹，腹内底刻铭文五百五十字，系窜改《尚书》、《左传》内容而成，字体仿散氏盘，又参以石鼓文，书法拙劣，这是晚清文人所造的一件伪器。近年发现的曶鼎伪器原件，其铭文行款字体伪造得颇有技巧。
(二)真器伪铭。即原器本没有铭文，为了售得高价而在器上伪刻铭文。这类情况在兵器剑、戈类中发现较多，因平面器物容易刻凿铭文。
除平面器外，大口的器形如鼎、簋之类后刻铭文也比较容易，如商晚期蛇纹簋，器物本身并元疑问，但器形、纹饰与铭文，不可能产生于同一时代，其腹内底五行铭文，乃是早期伪刻的实例。
一些小口的器，要刻凿长篇铭文比较困难，早期的做法是在原器上锯片刻凿。如有一对春秋早期鳞纹壶，器内壁自口沿至颈腹处有铭文三行二十四字，为仿刻易簋，铭文的最下面几个字，目察已经困难，经拓片后与著录校对，行款字数完全相同，但文字精神却不大一样，易簋属西周时代，而此壶的器形和纹饰已是春秋时代，再仔细察看，发现壶的颈部有很多泥土和假锈，而腹部却很少，经将泥土去除后，在壶口至颈腹间显示两道焊接痕迹，原来当时作伪者是将该器自口至颈、腹问截下一块，刻凿文字后再焊接上去的。
(三)伪器真铭。原器已残缺，有的只剩下了器的铭文部分，而古董商借此配了一个伪器，对于这种伪器，如稍粗心就会上当，因为有些铭文还曾见于著录。
(四)真铭增刻伪铭。有的器原来就有铭文，但古董商人不择手段追求利润，因此在真铭的前后增刻了伪铭。如镇江市金山公园内有一件西周晚期的大鼎，腹内壁铭文十二行一三三字，从铭文拓本来看，无论书体还是文义均不合常规，内容与虢季子白盘略有相似处。查此器系道光末年秦中出土，原有铭文二行九字：“遂启谟乍-叔宝尊彝”，为苏兆年所得，后属张二铭。张当时请人在原铭文的上下加刻了一二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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