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统治时期，台湾地区所谓的“国画”是指日本画；到了两蒋时代，国画就是指“中国”画；进入李登辉、陈水扁台湾主政时期，“国画”这个名字便从政治立场上有了“原罪”。这样的诋毁造成的影响延续至今，以至于搞西画的人也瞧不起国画——国画终于成了“死亡的画种”。

　　于是，台湾艺术大学将“国画系”改成“书画系”，巧妙地避开了“国”之意识形态，但骨子里却是一种坚持，毕竟一提书画，所有人还是天然认为，这指的是传统的中国书法与绘画。再看台北艺术大学的“水墨画系”，虽然名称提及了水墨，但是教材中的技法等，都参照了西画的体系。显然，艺术很难作为独立的事项去存在，大学之间的意识形态也存在差异与“选边站”的立场。如今，有人说这些都没问题了。是啊，别说什么画了，就连这个艺术类别本身都被判了死刑。

　　好长一段时间，台湾变成了“本土艺术”与“外来艺术”的战场，台湾这厢无视于“地球村”的风向标，执意否定普世的艺术价值，自顾自地玩起“文革”，其实质思想与“统独”如出一辙，生生将国画的艺术价值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最后连外省人也自觉“原罪”而弃守了。至此，“台独”的本土派取得了正确性。

　　可是对岸“大国堀起”的浪潮正是火红，台湾的经济却每况愈下。国际视线几乎都转向了中国大陆，于是台湾艺术界对“国画”一改蔑视转而投靠，有的向市场折腰，有的却在大画廊带领下想打开大陆市场。但是，其做法只是换汤不换药地加入“中国元素”，“国画”用一种“舶来品”式的姿态复活了。

　　而中国大陆地区的“国画”早在民国时代就好像有些“不良”。所以徐悲鸿、林风眠等留法大师们便提出要“改良国画”；解放后，吴冠中说“笔墨等于零”；李小山也曾说过“中国画已至穷途末路”；刘国松更是得意于“我们革掉了中国画的命”——国画在自己更广阔的土地上，好像也不咋地了。

　　诡谲的是，太平洋彼岸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大张旗鼓地举办了“中国当代水墨展”。此时，中国大陆反腐的暴风骤雨来袭，“新水墨”却在百画萧条之际一枝独秀。

　　其实，作为艺术的本身，每一种类别都值得关注和研习。但是世人赋予艺术太多的内涵，而艺术的派别之争，一会儿成为政治的工具，一会儿又成为犯罪的物资。即使回到艺术本身，也可能因为个别人的所谓创新，而被牺牲掉。代表西方当代艺术的艺术家，只记住了当代艺术所谓解构和批判的部分，结果将其运用回到“国画”身上，以示“创新”。但反观中国书画中的大师，也未必不能有所创新。他们在继承的同时，最后都自成一派。只是这“派”，未必都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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