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四王”由于受明董其昌——扬南抑北理论的影响,一直以元四家为经典,对传统山水画的技法梳理、归拢作出了独特的理解与实践,对后世的山水画影响至今不衰。王原祁曾道:学不师古,如夜行无火。曾记有人这样认为:当这个社会以文人为中心转动的时候,文人的审美就显得特别重要。清皇家对“四王”偏爱与提倡,使得“四王”一直以来以文人画正统面目显示后人。
当然,不可否认,“四王”后代层层相袭,单纯的不敢逾越,只在笔墨中讨生活,无自家面目,了无生气,以得“汗脚气”而沾沾自喜,遭后世抨击也就理所当然了,客观地讲,这账不能算在“四王”身上,我们要摈弃“老子英雄儿好汉”习惯思维。近代以康有为、陈独秀、乃至现代画坛大佬徐悲鸿等对“四王”的否认是有一定道理的。
不管学术上怎么认为,综观近现代几乎所有山水画大家,在最初的学习阶段无不从“四王”入手,在打下了童子功后,上探宋元,直至晚年凭各自的天赋与理解才创出自己的面目。我几乎这样认为:假设一下,一个学书法的人,如果没有经过长时间的、系统的“二王”训练,那他的字可想而知。
虞山派的领袖王鉴、王石谷师徒,穷其一身,对传统山水画进行了严谨的梳理,所以他们的画,笔调沉稳拙秀,用色典雅富贵,境界静谧清幽,布局堂正大气,无落魄文人的荒率与随意,王鉴“精通画理,摹古尤长。凡四朝名绘,见辄临摹,务肖其神而后已。故其笔法度越凡流,直追古哲,而于董、巨尤为深诣”。王石谷自诩:“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庙堂之气一向是国人的传统审美所好,即讲究笔法,来去有条理,点、线的衔接从容不迫,绝无突兀、生硬、断续的无理由;讲究墨法,墨色的层层推进,由淡渐深,其间干笔皴擦,湿笔染润,沟壑或明或隐,墨不碍色,色助墨辉;讲究布局,堂皇、周正,峰回路转,茅室、栈道、渔樵、轻舟等依次罗列,使观者不由自主地赞赏水墨画的高妙。
上海博物馆“集古大成”展出“二王”画展,其中王石谷的《重江叠嶂图》给我印象极深。我曾在10多年前,在萧海春先生的鼓励与辅导下全本临摹一遍。王石谷在整卷结束后自述作画经过与感想的题识说:“上元甲子结夏秦淮河上,日对钟陵秀色,如在几格间,因追慕巨然笔,参以华原法,作重江叠嶂图,而江村景物略师燕文贵,兴会所之,工拙皆忘,染翰三阅月而就,昔一峰道人画《富春大岭图》卷,自题云七年乃成,余涂抹草率,又不特笔墨远逊矣,书以志愧,虞山石谷子”。按上元甲子即1684年,王石谷时52岁,年富力强,技法纯熟,故整卷布局虚实巧妙,疏密开合的节奏变化充满韵律感,水墨描绘一年四季于一卷中,笔墨精到、松秀,其中树法、皴法远不止其自诉三家,据我粗略统计有宋之李成、范宽、董源、二米、李唐、马夏等,元之四大家等,几乎所有历代各路技法融会展示,这恰恰反映了王石谷在“四王”中的特点,即融南北二派。临摹整卷,将已经学习过的传统山水画技法梳理一遍,尤其是在图中山水脉络的转折过程中,各种技法极其自然交融、衔接,其中一年四季不同的树木和与之相搭配的山石,作画时线条书写性的畅快,对我以后的创作启发尤大。
综合我学习“四王”体会,先要有正确的认识,也即对传统要有一种敬畏的心态。其次要认识到学习的过程是漫长的,需有将硬板凳坐穿的精神。第三向有传统功力的老画家请教,及时修正自己对技法理解上的偏差。第四按照“四王”的作画步骤,循序渐进,即从淡墨入手,层层叠加乃至浑厚,具体是先勾线后皴擦,再渲染复点苔,其间视画面要求,重复皴擦、渲染数变,逐渐厚重深入,最后看情况在要害处或再干笔皴擦,或焦墨勒醒。第五切忌贪大,从小册页入手,从纸本入手,从墨本入手,待完全掌握了技法后再画大幅,学着色(浅绛、大小青绿等)。第六工具上选择较硬的笔,一般以狼毫为主,取其健;纸则取偏熟宣纸,适合反复渲染;以磨墨为主,这样可以看到叠加的层次,透明清澄。最后也是最难的,就是要练习书法,以书写的姿态作画,这样线条就有生辣、弹性的韵味;通常沾墨以清水复蘸相应的浓墨,一笔到底乃至干为止,这样画面的虚实过渡就显得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