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焯楷书《玉台新咏集序》卷（局部），天津博物馆藏。

　　何焯的得意门生金农在赞颂老师的诗中写道：“宋元雕本积万卷，父子著书游禁庭。近不得意但高卧，秋风吹老古槐厅”，这是对何焯一生最真实的写照。何焯是康熙朝的学问大家，其治学严谨，学尽所用，气义高洁，名著学坛。

　　何焯精于版本之学，早年受聘于王鸿绪门下，后又在徐干学、翁叔元门下办事。徐干学官居高位，主持科闱，之后在徐主持的评议试卷时，何徐二人因意见相左发生争执，徐虽待人甚厚，但是何焯却遭到许多宵小之辈的诟讼而两人失欢。后在翁叔元门下的时候，翁的儿子曾数次遭到何焯的驳斥，何在翁门下数为所窘。后来翁依附明珠弹劾汤斌，何便不惜与之反目，移书与绝，请削门生籍。自此以后六次乡试不中，屡受排挤，但何焯依然我行我素，不屑一顾，真可谓是“近不得意但高卧”。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由于李光地的赏识和推荐而入值南书房，何焯由此便出入禁庭了。

　　何焯的书法在康熙朝享有盛誉，他和汪士、笪重光、姜宸英并称为“康熙四大家”。何焯精于版本目录之学，自然对碑帖鉴定独具慧眼，他的书法艺术的高度也是源于他对古代碑帖的研究与鉴藏。他善写小楷，对晋唐法书尤为推崇，其中就有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他说：“今所存十三行则姿状蹁跹，兴会豪举，与大王书不类，未容便议褚柳，鉴裁之失也。此本虽无笔不收，亦已发露无余，多带颜法，遂开苏黄风气。赵承旨谓《宣和书谱》中所收是唐人硬黄临本，笔画沉着，大乏韵胜，不敢以为真迹，却有柳跋两行者，岂此是耶，抑别为一本，值周膳部辈所摹耶，其双钩入石。纤细毕备，可谓至工，且属初拓，去书在纸者不远，此董宗伯所为往来于怀，每见诸他跋也。余从前过目者惟爱越州石氏所开，曾阅三四本，大抵拓时石已稍剜，比之美人迟暮，一段神采焕发奕奕照人，故当让此三五少年时尔。”何焯对碑帖的鉴赏最后还是归结于艺术的审美，这是一般学问考订家所做不到的。在碑帖的考订过程中，字口的肥与瘦在书法艺术实践中占有很重的审美地位，这往往决定着一个时期的书风。这种考订对于书法艺术创作不是无关痛痒的士人才子的兴起之言。这个审美取向关系着一个书法家的艺术成就，继而便会影响一个时期。康干时期尚考证的学术风气使书法的认识更加透彻和明晰，这是前所未有的。何焯在书法认识上涉猎相当广泛，所书题跋碑帖并重，见地高妙。他善于发现书法中的毫微变化，比如在跋“颍上本”《黄庭经》中便发现近代以来所摹的《黄庭经》已是大部分失真，笔画一律平顺，无复向背往来之势，“颍上本”《黄庭经》中横画处皆是仰勒平收，有如大字。这个小细节即道出了书法当中的“古意”，若是一味临摹，不辨法帖之优劣，那么在书法学习研究过程中就会南辕北辙，愈走愈远。何焯的书法研究与体味认知皆是从理性中来，并寓有感性认识，这使他的书法卓有成就。

　　何焯的小楷书作尤得晋唐风骨，温文尔雅，从晋人风骨中来，又予之唐人膏腴，风骨中无尖削刻板之习气，丰腴中能得唐人之风神。此处欣赏的《玉台新咏集序》为纸本，纵24.8厘米，横96.2厘米，现藏于天津博物馆。何氏这件作品结字宽绰，深具古法，转折处或圆润行笔，或另起筑锋，或用古法舂继，这都是晋唐人的法脉。其中多字直取晋唐原帖，饶有古意。何焯小楷的面貌并不强烈，其性虽狷介耿直，但于小楷一道却是工谨细腻，恪守古法。在馆阁之中，书法能够造化入微、超尘脱俗已实属不易。有清一朝位居馆阁的书家字体直入“四库”，或以工稳实用见长，或以政化取向为风，这都很可能偏离了书法的核心，书家如果只是默守一部清代工具书誊写者的身份，那么就会逐渐走向艺术的边缘。

　　何焯(1661-1722)，字屺瞻，号义门，晚号茶仙，学者称其“义门先生”，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学问道古，精于版本，书法隽秀，深得晋唐，道器书品尤为康熙皇帝所重。所著有《义门读书记》《义门题跋》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