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的鲁迅所用过的物品中，有一个用“大同十一年砖”制成的砚台(见上图)。据有关人士回忆，这个砚台当时就常放在鲁迅西三条住所的“老虎尾巴”书房中的书桌右上方。作为鲁迅收藏、使用的物品，这个砚台在1962年被定为一级文物。

　　根据文物档案的记录，这个用古砖制成的砚台长21.5厘米，宽17厘米，高8厘米;砖的上、下方分别嵌有紫檀木的盖和托，砖的一侧刻有文字“大同十一年作”，另两侧分别刻有花纹。“大同十一年”是指南朝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即公元545年。

　　鲁迅在1918年7月14日的日记中记：“拓大同砖二分(份)。”后来，鲁迅又把这个“大同十一年砖”的拓片收录进他在1924年编辑的《俟堂专文杂集》之中，并在该书稿的目录中注：“大同十一年专 已制为砚 商契衡持来 盖剡中物。”商契衡是鲁迅的学生，浙江嵊县(今嵊州)人，他知道鲁迅喜欢收集古砖，所以就把从故乡得来的这个古砖制成的砚台送给鲁迅，鲁迅也因此判断这个古砖出土于浙江嵊县。鲁迅文中所说的“剡”，是西汉时期设立的一个县的名称，位置在今浙江嵊州西南，鲁迅在这里用“剡”来指代浙江嵊县。另外，有研究者用近年出版的《古剡汉六朝画像砖》一书中所收录的刻有“大同十一年作”的古砖与鲁迅收藏的这个古砖比对，发现两者几乎完全一样，由此也可以确认这个古砖确实是从浙江嵊县出土的。

　　除此之外，这个砖砚还有一番不平凡的经历。

　　1923年7月，鲁迅和周作人失和，并搬出位于八道湾的家，在砖塔胡同赁屋居住。1924年5月25日，鲁迅搬到新买的西三条新居之中，并在1924年6月11日返回八道湾的家中准备取出个人的一些图书和物品，不料却遭到周作人夫妇的谩骂和殴打。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有“然终取书、器而出”的记载，鲁迅当天所带出的少量图书和物品中，就包括这个“大同十一年砖”砚。但是，鲁迅当时收藏的其他古砖都遗留在八道湾的家中，没有能够带出。

　　鲁迅后来整理多年所收藏的古砖拓片，编成《俟堂专文杂集》一书，并在1924年9月21日夜写下了《俟堂专文杂集·题记》：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蒐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余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余及朾本少许而已。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记。”

　　鲁迅在这篇“题记”中使用了隐语来写他在返回八道湾家中搬个人物品时的遭遇：“俟堂”是鲁迅自取的别号;“寇劫”是指周作人夫妇的谩骂和殴打;“盗窟”是指八道湾的周作人的家;“宴之敖者”是鲁迅的笔名，是指被家中的日本女人(即周作人的日本籍妻子羽太信子)逐出的人。据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一文中回忆：“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公式，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从这篇“题记”中可以看出鲁迅对周作人夫妇的愤怒和对遗留在八道湾周作人家中的20多块古砖的痛惜。

　　鲁迅对这个从“盗库”中携出的“大同十一年砖”砚颇为珍惜，一直放在书桌上。从1924年5月25日移居西三条新居之后，到1926年8月26日离开北京，他可能就是用常用的绍兴“金不换”毛笔，在这个砚台上蘸墨，创作出了小说集《彷徨》、散文诗集《野草》和杂文集《华盖集》及《华盖集续编》中的大部分文章。

　　离开北平时，鲁迅并没有携带这个“大同十一年砖”砚。幸运的是，虽然历经战火，这个砖砚被亲友保存了下来，并在北平解放后，连同西三条房屋和鲁迅藏书以及鲁迅个人物品等，一起被许广平捐献给了国家，目前完好地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

“大同十一年砖”砚侧面拓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