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四图》(部分，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瑞鹤图》(辽宁省博物馆) 京阙之图(元刊本《事林广记》所载) 隆兴寺转轮藏阁(太平兴国七年(982)后建，河北石家庄) 灵岩寺御书阁(山东省,明代重建) 《海外书》(《戏鸿堂法帖》(万暦31年(1603)刊)卷十四所收) 《太白名山碑》(东福寺蔵) 《阿育王山广利寺宸奎阁碑》(宫内厅书陵部) 《明州阿育王山佛顶光明塔碑》(宫内厅书陵部) 宗峰妙超《关山》(部分，妙心寺) 高宗《徽宗文集序》(文化厅,绍兴二四年(1154) 蔡襄《楷书谢赐御书诗表巻》(部分，台东区书道博物馆) 南宋秘阁曝书会复原图 释迦如来像(雍熙二年(985)，清凉寺) 《早春图》(熙宁五年(1072),国立故宫博物院)

　　众所皆知，北宋宫廷画家在右掖门外的画院制作绘画，画风在宋代深具主导性。另一方面，日本僧人携带大量文物入宋，在宫城留下许多海外献上的文物，亦为人周知。那么，对宋朝而言，这些“文物”有何必要性?又为何而制作呢?本文是以宋代文物收藏与定期展览为观察角度，考察文物在以宫廷为中心的社会中具有何种机能。考察的中心，是称作“三馆秘阁”、“六阁”──宫廷收藏与公开文物的机关。本文更进而从作为文物交流具体场所的三馆秘阁，举个别作品为例，指出东亚文物交流的意义。尚祈各界不吝赐教。

　　一、北宋三馆秘阁的成立

　　北宋在依次灭亡五代诸国后，回收书籍、文物，集中于首都开封。北宋初期具体接收、整理的机关是三馆。初期三馆是指昭文馆、集贤院，及史馆。

　　太宗(939-997，在位976-997)于太平兴国元年即位以来，敦促各州搜集、献纳图书、书画，获得钟繇、王羲之、唐明皇等之墨迹。当文物逐渐集中开封时，太平兴国九年(984)元月正式颁布了收集文物的诏敕：

　　宜令三馆所有书籍，以开元四部书目比校，据见阙者特行搜访。仍具录所少书，于待漏院榜外示中外，若臣僚之家有三馆阙书，许上之。及三百卷以上者，其进书人送学士院引验人材书判，试问公理，如堪任职官者一子出身，或不儒墨者即与安排;如不及三百卷者，据卷帙多少优给金帛;如不愿纳官者，借本缮写毕，却以付之。

　　此处述及，有唐代《开元四部书目》中所缺书籍应尽速献纳，并可特别授予官职，无法献纳原本可以写本交三馆收藏。如《资治通鉴长编》所述：“自是四方之书，往往间出。”太平兴国九年，宋代的文物收藏以超越唐代为目标，正式揭开序幕。

　　宫城开封收集的文物，以三馆为中心进行保管整备。三馆的位置在宫城左侧升龙门的东北处，即“京阙之图”中的明堂。三馆总称崇文院，其西备皇帝行幸之门，东廊置昭文书，南廊置集贤书，西廊置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可谓六库具备。

　　其中，宋朝开国以来收集的文物，起初保存于史馆中。不过到了端拱元年(988)五月，收集文物渐多，空间不敷使用，于是将文物移往新建的崇文院中堂。这个在后来被称为秘阁的建筑，其存在意义将会逐渐明确，成为代表宋朝文化的建筑物。

　　淳化元年(990)八月，关于秘阁公开的事迹有如下记载：

　　淳化元年八月一日，李至召右仆射李昉、吏部尚书宋琪、左散骑常侍徐铉及翰林学士、诸曹侍郎、给事、谏议舍人等，诣阁观御书图籍。帝知之，即召内品裴愈就赐御筵，出书籍令纵观，尽醉而罢。二日，又召权御史中丞王化基及三馆学士纵观，赐宴如前。

　　此时，三学士李昉、宋琪、徐铉前往秘阁请求观看收藏，太宗得知颇为喜悦，将图籍、古画悉数令其观览，还设宴赏赐。这个阶段可说是秘阁逐渐公开的时期。淳化三年(992)更增建两层楼的秘阁，如“内诸司舍屋，惟秘阁最宏壮”所称的壮丽空间于是诞生。同年八月，太宗御赐飞白书“秘阁”，九月为其落成，设宴庆祝。

　　淳化三年九月，幸新秘阁。帝登阁，观群书齐整，喜形于色，谓侍臣曰：“丧乱以来，经籍散失，周孔之教，将坠于地。朕即位之后，多方收拾，抄写购募，今方及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即召侍臣赐坐命酒，仍召三馆学士预坐。日晚还宫，顾昭宣使王继恩曰：“尔可召傅潜、戴兴，令至阁下，恣观书籍，给御酒，与诸将饮宴。”潜等皆典禁兵，帝欲其知文儒之盛故也。

　　当时的秘阁，接收北宋建国以来从全国收集的墨迹，如王羲之、献之、庾亮、萧子云、唐太宗、明皇、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怀素、怀仁等人的书作，以及画作如顾恺之的维摩诘像、韩干的马、薛稷的鹤、戴嵩的牛等古典作品，近宋如东丹王李赞华的千角鹿、黄筌的白兔等等作品，据所知收藏图画共一百一十四轴。这些文物已有数次向近臣公开，但是仍在新秘阁落成之时再次公开展示。当时设宴招揽的对象，是称为二府，也就是国权最高机关中书省、枢密院的近臣，还有三馆学士等，他们受赐宴集两日，庆祝新秘阁的落成。

　　淳化三年九月这次伴随新秘阁落成的赐宴，在北宋初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味。第一，向国内外宣示北宋终结五代战乱，转向偃武兴文的政策。太宗时，为使武官知道“文儒之盛”，特别招揽武官赐宴，可知最初是作为一种例外的特典。与日后馆阁公开文物，由皇帝、近臣与馆阁官所参加的活动比较起来，有很大的差异。另一个重要的意义是，这是日后宫廷公开文物“观书会”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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