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青铜爵的起源、发展演变及社会属性的讨论，本文认为对青铜爵的用途的探讨，应该就不同时期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即青铜爵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可能有过不同的功用，其中，也有可能同一个时期兼有不同的功能。下面将对不同时期的青铜爵用进行探讨。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青铜爵用的时期性，本文认为不宜做硬性的划分，因为铜爵的发展演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相邻时段之间的铜爵的功能可能有衔接、渗透，故本文只试图在大的历史时段进行青铜爵用的探讨。

　　㈠ 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爵的功用

　　二里头时期的铜爵主要是复制了陶爵的形制，包括爵口上的小柱。之后铜爵和陶爵虽走上了各自发展的道路，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二里头文化三期，即铜爵刚刚从陶爵中脱胎出来之时，其与陶爵的功用应该是相通的，不过由于此时的青铜冶炼、铸造水平仍欠发达，所以为数不多的铜爵必然以其稀有性而为特权阶级占有，并承担起象征该阶级身份和地位的任务。

　　从形制上看，此时的铜爵刚脱胎于陶爵，以其金属的延展性好等特点，流可以制得较陶爵平缓且狭长，这种形制上的特点美化了铜爵的造型，同时也使得酒浆不再方便顺流而入口中。所以这个发展阶段的铜爵虽然代表着特权阶级的身份地位，却并不适合直接用于特权阶级的日常生活。原因有二：第一，社会阶级的分化要求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绝对服从，这样礼制便作为一种统治的工具逐渐完善起来。铜爵的拥有和使用权自然在统治阶级手中。而处于蒙昧的奴隶社会初期，人们的思维中仍存在着很强烈的对祖先或神明的崇拜情愫。这样特权阶级便以其手中的特权代表自身及平民阶级，扮演了向自然神或祖先进行膜拜、祭祀等礼仪仪式的执行者的社会角色;第二，此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并不能满足特权阶级也能使用大量铜容器的要求，贵族阶级同样要使用陶器。而为数不多的铜爵的形制又不适于特权阶级做饮器之用，所以这些有限的铜礼器主要用于特权阶级的祭祀活动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从出土情况来看，此时出土的青铜礼器大多只是铜爵，尚没有或仅有很少的与之相组合的礼器(如盉、斝)出现，故铜爵作为此时种类较为单一、为数不多且造型最为精美的青铜礼器，于理应用于最为重要的场合，而非特权阶级自身的日常用器。因此，青铜爵此时很可能是用于祭祖敬神。

　　在二里头文化三期，铜爵刚从陶爵的形制中脱胎而来，其与陶爵的功用应该是相通的。此时的陶爵为饮酒器，使用对象是人，而铜爵的不同之处便在于其使用对象是神明，主要指自然神或者观念中尚为模糊的至上神，因此可以推测其为“神饮器”，具体的使用方法是，以爵盛酒，再与其它祭祀用品一起置于祭坛或祭祀案几之上，象神饮之，或如李少龙先生所言，由巫师或祭祀将爵内酒浆浇于甲骨或包茅之上以祭祀。因铜爵之前的陶爵尚有烟熏火烧之痕迹，推测很可能还用于温酒，故此时部分腹底有烟炱的铜爵应该沿袭了这一功用，即将温煮后的酒浆祭祀神明或祖先。另一种“象神而饮”的方法，也可能是将酒浆盛于铜爵内，然后用火加热，酒受热而飘香，从而使所祭神明闻香而饮。

　　此时铜爵腹底有烟炱者只为部分，并非全部，则可能是因为有的铜爵为新造者，尚未用于祭祀活动，故腹底无烟炱痕迹;又或许不同的祭祀场合所需爵器不同。对此问题的回答尚待考证。

　　故本文认为夏代青铜爵的用途主要是用于自然神祭祀活动，即从原始社会“自然神崇拜”而来的“自然神祭”，原始宗教色彩更重一些。而对祖先等血缘近亲的祭祀，则应该出现在稍晚阶段。

　　㈡ 商代青铜爵的功用

　　商代文化分为二里岗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即早商与晚商。本文认为青铜爵在商代的发展也基本分为这两个阶段，因此对商代铜爵用途的考察也要从这两个阶段进行讨论。

　　商代时，“上帝”从自然神系统中分离出来，居于众神之上，成为至上神。商人认为上帝是一个人格化了的神，主管万事万物。但商人并不是直接祭祀上帝，而是通过祭祀祖先以“宾”于上帝。先王先祖成为人与天帝进行交流的中介，因此祭祖现象日益变得隆重。也就是说，此时表面上看虽为“祭祖”，实则仍是“祭神”，这与后来的单纯对祖先的祭祀还是有区别的。

　　据董作宾先生的研究，商代礼制可分为新旧两派。旧派祭祀的对象所表现出来的原始宗教色彩更为明显，而新派祭祀的对象所体现出来的则主要侧重于血缘近亲的宗教观念(来源：中国文物网)。这两派的斗争随着商王朝的灭亡而告终。而以神本主义为主导祭祀理念的商代，旧派的祭祀理念显然拥有更为强大的势力。这点在《尚书·盘庚上》有所反映。

　　《尚书·盘庚上》中记载商王盘庚对“众”的训话：“古我先王及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这段话说明，王与众似乎并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只是因为众的祖先与王的祖先“胥及逸勤”，并且众的祖先“从与享之”，所以要求众也要与王同心同德。从这里不难看出商代统治者淡化血缘观念、强化神灵崇拜的意图。

　　故本文认为，在神本主义盛行的商代，尤其是商代早期和中期，青铜爵仍然在祭祀活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即作为祭祀用礼器，主要用于对神灵的祭祀，推测其用法应该与前一阶段无异，仍然沿袭了前期的方法，在祭祀活动中盛香酒以“象神而饮”。

　　到了殷墟时期，尤其是殷墟时期后段，铜爵的形制在这一历史阶段基本趋于成熟。

　　这时青铜爵的功用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祭祀活动中作为“神饮器”或“祖饮器”了。商代社会尚酒之风盛行，从商代出土地青铜爵的数量较大这一情况看，推测此时的铜爵应该不仅仅是用于祭祀，还可能被用于贵族之间的会盟、宴请等重要场合的礼制活动中。这说明青铜爵开始具备了一定的日常实用性。此外，随葬的铜爵也可以看作是商人对鬼神的祭拜形式。这说明商代的青铜爵，已经从单一的“祭祀用器”中脱离出来，兼任起其他的职能。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商人祭祀鬼神的名目繁多，因此可能需要根据祭祀场合、对象、内容的不同等等，将铜爵进行了某种编排，使不同的铜爵各司其职，所以对铜爵的需求量增大，从而形成商代铜爵数量较多的情况。

　　可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到了商周两代的过渡时期，铜爵身上所承载的神秘色彩开始逐渐淡化，从而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人饮器”时代的到来。

　　㈢ 西周青铜爵的功用

　　到了西周时期，由于统治者的统治理念发生了由“神治”到“礼治”的改变，铜爵在祭祀方面的功用逐渐减弱，而不断成为日常实用器，这在铜爵的整个发展历程上看是个转折。当然，虽然铜爵的祭祀功用淡化，但仍作为较重要的礼器在王公贵族的礼制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此外，青铜铭文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呈现出增多的趋势，不论是带有铭文的器物的数量，还是铭文本身的字数，都在增多。据相关研究得知，这些铭文主要用于记功赏、记册命、书约剂(又称券契，就是经济来往或法律诉讼中当事双方所立的文书契约)、辨器用等作用。对器物的不同用途，在铭文上已经开始注意分辨，这说明在这一时期，青铜礼器已经作为实用器用在王公贵族之间的礼仪场合。

　　从这一阶段铜爵的形制来看，流宽短，流尾上扬，已较适合于用作饮器。也就是说，此时的青铜爵使用对象已经从早期的“象神而饮”的功用，逐渐转变为人所用。

　　综上所述，青铜爵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经历了“神饮器”、“祖饮器”、“人饮器”的演变。故本文认为青铜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主要的功能是用于饮酒，无论是用于祭祀还是用于贵族的日常生活。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青铜爵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可能兼有其他的功用。如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商代早期、西周早期都有腹底有烟炱的铜爵出土。因此可以推测，在这些时期，铜爵应该兼有温酒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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