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是思想、教旨、文化功能都源于中华文化本土的一种民间宗教。它从东汉末年形成，南北朝时期已经成为与儒、佛抗衡的重要宗教流派。由于它能适应不同阶层的需要和喜好，“一者老子无为，二者神仙饵服，三者符禁厌”，在上层士大夫阶层和民间流行都很广。也正因为如此，道教对中国玉文化的偏好也就使玉文化能在儒家礼玉制度衰落的背景下顽强地延续下去，虽处低潮而不断层。
道教用玉的方式
道教用玉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点：
1、食玉以玉为仙药。“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把玉做为长生不老的药饵。这类说法道家典籍记载很多。
2、丧葬用玉以玉为眼帘、鼻塞、口塞、含玉，握玉等，认为“金玉在九窍则死者为之不朽”，并能起死回生，利于“转世”。魏晋南北朝考古发现的玉器数量不多，但这类葬玉的比重较前代为大，可见当时人对葬玉的重视。
3、以玉圭等做法器，以除慝辟邪。
这些用玉方式跟汉代儒学的用玉方式差异非常大。汉代的礼玉、佩玉制度体现的是礼治、德治即政教方式和道德行为的修养，道教的用玉方式则是更多地侧重现实人生即身体的修炼和长生。生前食玉是为了“生”，死后葬玉也是为了“生”。“养生”、“贵生”、“不死”、“长生”，这些思想跟玉联系在一起，也就使中国的玉文化在新的社会背景下以农业民族重现实、重现世的心理为依据发生了功能的转换。
道教的用玉思想
中国人信奉比较普遍的四大宗教中，只有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因而对待我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与其它三教迥然有别。
道教的用玉思想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玉的崇拜和信仰。
信仰之一是认为玉是自然界的精华，有生命，可以生长，具有多种超自然的秉性。如晋干宝《搜神记》说杨伯雍在终南山种下一豆石子，数年后玉子生石上，后又在玉田中得白璧五双。晋朝道教代表人物葛洪甚至说“玉脂芝，生于有玉之山，常居悬危之处。玉膏流出，万年以上，则凝而成芝，有似鸟兽之形，色无常彩，率多似山玄水苍玉也，亦鲜明如水精”(《抱朴子?内篇?仙药》)。古人对玉的属性认识不清，多做出一些迷信的解释，而道教思想对世俗迷信有极强的吸附性，常常把玉的神秘属性和由此附会出的种种仙话传说杂蹂起来构成道教本体的一部分，故对玉情有独钟，非常重视。
信仰之二是玉能通灵，可以飞升。如旧题汉郭宪《洞冥记》记载“神女留玉钗以赠(汉武)帝，帝以赐赵婕妤，”后“发匣，有白燕飞升天。”晋王嘉《拾遗记》载秦始皇时“以淳漆各点两玉虎一眼睛，旬日则失之，不知所在”。南梁着名道教代表人物陶弘景甚至认为玉不但自己能飞升，而且可以使人飞升。葛洪也说“以玄虫血渍玉为水而服之，故能乘烟上下也”。这些道教代表人物把玉看成是能使人羽化登仙的灵药，其神异自然不同一般。
信仰之三是认为玉为阳物之精，生服之延年益寿，“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死以为葬能使灵魂不散，尸体不腐，促进阴阳的转化。我国古代食玉的记载很早，诗人屈原《九章?涉江》中说“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大概是最早的记录。
秦汉以降，方士们以丹药玉屑作为延年益寿的“仙方”，已开食玉、服玉的先声。如汉武帝时在建章宫前造神明台，用铜人手托承露盘，方士取盘中露水和玉屑让汉武帝服之，这是很多人都熟知的事。
魏晋以后，食玉之风大盛，服玉理论越来越多：“玉亦仙药，但难得耳”(《抱朴子?内篇?仙药》)。“不可用已成之器，伤人无益。当得璞玉，乃可用也”(《玉经》)。服用方法也开始系统化：“玉可以乌米酒及地愉酒化之为水，亦可以葱浆消之为，亦可饵以为丸，亦可烧以为粉”“宜十日辄一服”，服后“散发洗沐，寒水迎风而行。则不发热也”(《抱朴子?内篇?仙药》)。服玉风既盛，服玉的数量越来越多，“服一二百斤，乃可知耳”，因此，当时服玉的消耗数量很大，后世此时期出土或传世的玉器极少，这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国古代葬玉的传统更为古老，历代考古发现的葬玉也非常多。陶弘景《名医别录》说：“古来发家，见尸如生者，其身腹内外，无不大有金玉，汉制王公皆用珠襦玉筐(即玉衣)是使不朽故也”。魏晋以后，金缕玉衣被废除。九窍塞做为葬玉相对定型化，其目的是为了防止精气由体内逸出，使尸体不腐，灵魂不散。魏晋墓葬中发现的含玉(含在口中，多为蝉形)、握玉(多为豚形)比较多。含玉作蝉形，寓意人可以像蝉一样蜕化转世;握玉作豚形，寓意人可以占有很多的财富。总之，道教生前食玉是为了“不死”，死后葬玉是为了还阳，一切都与“生”有关。
信仰之四是认为玉有祥瑞之征，能远祸近福，除慝辟邪。这种信仰来源非常古老，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的大宗玉器都具有沟通人神，祈求神抵保佑的巫术作用。商周时代的玉琮、玉圭等也仍具有同样的性质。“汉代以后，道教中便用玉圭作为法物，制造了有道教意义的图纹玉圭”(夏鼐《汉代的玉器》，这显然是对传统圭、琮巫术作用的继承。《周礼?春官?典瑞》：“琰圭(顶端呈锐角形的圭)以易行，以除慝”(琰圭能保障人出行平安，除邪避难)，道教利用琰圭的特点按教义需要对纹饰略加改制而成为本教的法物，其间的沿革线索十分清楚。此外，专用于避邪驱鬼的刚卯、严卯，具有避邪作用的玉避邪、玉天马、玉螭虎等在汉魏盛行，也都反映出当时人对玉辟邪功能的重视。
玉文化与养生
道教对玉的崇拜和信仰现在看来是迷信的、滑稽的，然而在礼玉思想衰落后的几百年间，它却一直处于流行状态。
道教的用玉思想来源于道教的教旨，道教“乐生”“重生”“贵生”，中国传统的玉信仰、玉崇拜一旦被吸附到道教思想之中而加以宗教的解释，它也就成为道教“仙道贵生”思想信仰和养生方式的一部分。
和儒家侧重于封建宗法的礼玉制度不同，它不是引导人们维护社会的等级秩序和强化儒家的道德规范，而是引导人们重现实，讲长生，在家中当活神仙，这无疑是大一统汉帝国崩溃之后人们在饱受战争乱离之苦而“叹兴废之无常”、“感性命之不久”之时对现实的思索。这种思索冲破了儒学的樊篱，但又不似玄学的玄远、佛学的空无，带有很强的世俗性，满足了不同阶层的人惧死乐生和追求社会安定的心理愿望。这种心理愿望的发展，反过来又加强了对传统玉文化的宗教解释，从而使中国的玉文化在中古隐形文化的气息中“神”气活现了几百年。
道教用玉思想的文化功能是单一的、明确的，但它对玉信仰和崇拜的思想来源却是多元的、杂揉的。这里既有对我国远古以玉为沟通人神工具巫术功能的吸收，也有对《易》家、道家、阴阳家“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的汲取;既有对儒家用玉的某些承袭和改造，也有对域外或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和融合;既有对秦汉方士“术”的承袭，也有对起于民间用玉方法的采纳，“杂而多端”，非常世俗地体现了中国农业民族务实重生的典型性格。鲁迅先生说过：“六朝人之志怪，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当时人把许许多多的志怪仙话当新闻，并起而效之，可见当时人务实重生达到了怎样迷信的程度。
自然，对于魏晋南北朝道教用玉思想的分析，也不能只看它迷信的一面。英国着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说过：“道家思想从一开始就有长生不死的概念，而世界上其它国家没有这方面的例子。这种不死思想对科学具有难以估计的重要性”(《中国科技史》第五卷)，这是十分精辟的。
道教的用玉思想和用玉方式虽然反映了它宗教的迷信和盲目性，但它蕴含的不听天由命，鼓励人们向自然做斗争的积极因素却值得肯定。道教是关于“生”的宗教，用玉思想、用玉方式也是为了“生”。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热衷于“人死后如何”不同，道教热衷的是“人如何不死”。魏晋时道教的重要经典《西升经》曾十分自信的宣言：“我命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
另外，道教用玉思想中也存有一定的科学成分。现代矿物学用科学方法对玉结构成分的分析证明，玉石中确实存在对人体有利的微量元素。这点古人也早有察觉。唐冯贽《南部烟花记》记载：“隋炀帝朱贵儿插昆山润毛之玉拨，不用兰膏而鬓发鲜润”。《酉阳杂俎?盗侠》也记载马侍儿家有一玉精碗，夏日苍蝇不敢近，碗中贮水可使眼疾患者复明。
清末民初古玉收藏家刘大同也以自身体验证明古玉有活血化瘀的效果。近期报载，昆仑山发现了玉石新品种，用此玉琢制的酒杯，可使酒中涩辣之味变得淳厚甘美。还有文章介绍用镶玉的枕头治疗失眠有特效。这些说法是否有科学根据，尚待矿物学家和医学家进一步证实和解释。
道教的用玉思想由于直接服务于贵生养生的世俗观念而得以发展，但它最终并没有就此而形成中国玉文化的主流。这是因为：一、道教用玉思想的盲目和迷信限制了它自身的发展，它形成于“乱世”而不具备指导“治世”的理论和政治特征。二、隋唐以后新的大一统封建帝国的发展和儒学的复兴，需要礼制健全和适应盛世气象的文化规模，因而随之出现的玉文化的新高潮是对古代礼玉制度有选择的继承和新型玉雕装饰的广泛开拓与创新。宋代以后，随着儒释道合流和道教从“出世”到“入世”的转变，道教的用玉方式几乎完全淹没在统治阶级对玉器的玩好之中。玉能养生、玉能护身的思想只流传在零星典籍里，它的宗教价值已远逊于它的玩赏和收藏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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