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与王世襄(1914-2009)先生在一个研究所共事多年，亲耳聆听他老人家12年的教诲。若说我们是“同事”，实在不敢当。论年龄，他是我的父辈;论资格，他是文物界老前辈;论人品，他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楷模。王先生涉猎的领域相当广泛，在古代漆器、明式家具、书画法帖、古琴等方面造诣极深。最令人叫绝的是，他精通北京玩家的各种游艺，被誉为“京城第一玩家”。京城八旗子弟玩物丧志的游戏，经他妙手回春，成了北京民俗游艺文化;厨房炊事不再枯燥无味，生活被他演绎成了一门艺术。

　　生活原来是一门艺术

　　王世襄从小受西洋教育，小学到高中就读北京一所美国学校。1948年，在美国考察博物馆时，王世襄操一口纯正而流利的英语，人家认为他是在美国长大的呢。中国读书人讲究琴棋书画全面发展，王世襄弹一手好琴，在美国考察时随身携带一张元代琴师朱致远制七弦琴在美国各地考察，不失时机地宣传中国古琴文化。

　　据说王世襄家藏的“大圣遗音”琴可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琴相媲美，属于同年代、同品题的宫中藏琴。1948年，王世襄夫妇“鬻书典钗”，以倾家之资，从一位藏琴世家手中求得此琴。王世襄本人并非古琴专家，他的夫人袁荃猷却是古琴一代宗师管平湖的入室弟子。家中藏有的几把传世名琴，都是夫人袁荃猷追随管平湖学琴、抚琴的日常用器。夫人久病辞世，王世襄悲痛恒久，不忍睹物思人，便将家中所存古琴连同与夫人共度几十岁艰难时光的各种珍藏，交付古玩市场拍卖。那把“大圣遗音”琴，在嘉德“俪松居长物”拍卖会上竟然拍出了891万元人民币的天价，创出中国古琴的拍卖纪录。然而，就在这样一琴值万金的卖场喧嚣之中，王世襄却轻轻一挥手，将家藏的另一张同是传世稀珍的宋琴(一说明琴)，无偿送给了一位年轻琴人——曾跟随袁荃猷学琴的学生某君。据说，当日看王老事忙，某君上门搭手相助。他说：“你懂琴，这张琴，你拿去。”

　　王世襄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工艺美术——生活习俗，以及游艺情趣等，也能体现中国人的伟大。现在这个北京城，越来越不像过去的老北京了，就是那些故旧的东西、传统的东西，都已经被西洋东西全取代了。我觉得，这很不合理，而且很危险，实在不应该!中国的传统文化需要保护抢救的实在太多了，希望人人都不要数典忘祖才好。”(《生活就是艺术：王世襄访谈录》，《中国书画》2004年第6期)

　　有一次，某电视台拍摄反映老北京的英语节目，导演慕名而来，请他讲北京人养蝈蝈、斗蛐蛐儿。王世襄用中文讲，一位漂亮的女主持当同声翻译。这可不好翻译，我站在一边看热闹。在导演的指挥下，摄影机开拍，女主持刚翻译了几句，王世襄就不耐烦了，问道：“我能不能自己用英语讲?”导演大为惊诧，没想到这个老头居然会讲英语。王世襄就从养蝈蝈儿的葫芦讲起。他说：“国产电视剧《末代皇帝》有个镜头表现溥仪从怀里掏出一只葫芦，一只蝈蝈儿从里面跑了出来。”王世襄对着摄影机镜头，用流利的英语侃侃而谈。他说：“这个镜头设计得挺合理，表现溥仪玩物丧志，可是他拿的那个镶象牙口的葫芦不太对头，那不是养蝈蝈儿的，而是养油葫芦的。”我从小在京城长大，对北京玩家的各种花样略知一二。我一听就乐了，导演大概不知道什么是“油葫芦”。这是一种类似蟋蟀的鸣虫，一般寄生在老房子的墙缝里，比蟋蟀笨拙，容易捕捉。

　　京城八旗子弟以冬日养秋虫儿为时尚。有点本事的玩家斗蟋蟀，没本事的才养油葫芦。养虫儿的葫芦花样繁多，制作起来颇耗时工，先摘生葫芦晾干一年，等候它变得质坚，再量材而制，先截上葫使平，入油温炸，待其色变微黄，取出晾干，再以丝帛摩挲，使其光润，截口之上用红木或柴木做盖儿，更为讲究的就是溥仪玩的那种象牙材料制作的葫芦，盖儿上还雕上“五蝠捧寿”、“鱼跃龙门”等吉祥语。据说咸丰年间恭亲王有个蛐蛐儿葫芦，价值十万两白银。这个英语电视节目是拍给外国人看的，王世襄批评道：“北京玩家冬天养秋虫相当讲究，不同的秋虫用不同的葫芦来养，海外一些Delear(古董商)不分青红皂白，几乎所有装蝈蝈儿的葫芦一律称Cricket Cage(蟋蟀笼)，还印在拍卖图录上。太露怯了!”

　　在北京玩家种类繁多的游艺之中，最高境界是玩鹰。鹰可不是那么好玩的，至少要“过五关斩六将”。据王世襄总结，这五关是打鹰、相鹰、训鹰、放鹰和笼鹰。第三关“训鹰”，北京人俗称“熬鹰”。新捕获来的野鹰亦称“生鹰”，主人为了驯服生鹰，要连续几天几夜对它实施骚扰，让野鹰不能睡觉，谓之“熬鹰”。经过少则一周，多则10日不间断地熬驯，生鹰才能驯服，按照主人的指令起飞捕捉野兔等猎物，然后将猎物叼回后交给主人。没有主人指令，这头鹰绝不染指猎物。

　　王世襄是玩鹰高手，在燕大读书时，结合捕鹰、驯鹰、放鹰的实际体验，在《华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玩鹰的文章。

　　王世襄还能烧一手好菜。我曾经问他怎么学的厨艺，王世襄告诉我，他小时候家境比较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从小吃喝玩乐惯了，解放后没有这个条件了。怎么办呢?只好自己学着做。当年北京各大饭店的名厨师，每天早上到朝阳菜市场为饭店买菜。菜市场开门之前，他们在大门口打太极拳，或者相互交流厨艺。王世襄发现这个秘密后，每天一大早也到朝阳菜市场打太极拳，混在北京各大饭店名厨堆里偷听他们交流烹调技术，不久就入了门，烹调术与日俱增，并且有所发明。他还不知“天高地厚”，在朝阳菜市场门口与这帮厨师交流起烹调技术，那些大师傅以为他是京城哪一家大饭店的名厨呢。

　　王世襄做菜颇有特点，素菜荤做，荤菜素做。换句话说，就是用做鱼的方法炖豆腐，用炒肉的方法炒白菜，名曰“素菜荤做”;荤菜则相反，用做白菜的方法做鱼，用炒青菜的方法做肉，这样吃起来不腻口，名曰“荤菜素做”。我吃过一次王世襄炒的白菜，里面好像放了糖和黄酒，尽管这道菜没放肉，吃起来味道却像糖醋里脊。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1943年冬，王世襄从沦陷区到重庆找工作，一心想去李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就请梁思成带他拜见所长傅斯年。傅斯年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王世襄回答：“燕京大学国文系本科及研究院。”傅斯年说：“燕京大学毕业的不配到史语所来。”王世襄只得赧然而退。1946年11月，南京举办《胜利后第一届文物展览》，王世襄和故宫人员押运部分杨宁史(W.Janning)铜器参加展览。会后，杭立武召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委员开会，决定派员赴日交涉索还战时损失文物。原拟请德高望重的徐森玉前辈前往，因徐年事已高，改派王世襄赴日。那天与会者有傅斯年、梁思成、李济、徐森玉、蒋复聪、曾昭燏等位先生。傅斯年认出王世襄，对他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你去日本工作，追索文物当和在平津一样，要非常非常aggressive”。这个表示“好斗”的英文词是傅斯年的原话。第二句是，“那年在重庆你来见我，我不知道你还能工作。如果知道，我就把你留下了”。王世襄回忆说：

　　我受宠若惊，十分感激。但心中清醒，并未得意忘形。傅先生所谓留下我，是派我做一些办公室总务处的跑腿联系工作，而不是学术研究。他对燕京大学毕业人员不配进史语所的信念是根深蒂固、坚定不移的。因为燕京大学确实没有请到王国维、陈寅恪那样的国学大师担任教学。我自恨缘悭(《锦灰不成堆》前言，三联书店，2007)。

　　燕京大学人才济济，侯仁之、周一良、陈梦家、余英时、张广达等“燕大才子”，无一不是中国当代学术的风云人物。侯仁之是中科院院士，余英时、张广达是台湾“中研院”院士。经陈寅恪推荐，燕京大学研究院尚未毕业的周一良，就在1936年进入史语所任职，窃以为，王世襄之所以在傅斯年那里吃了“闭门羹”，问题恐怕出在他当年一事无成，而且不能证明自己将来会有什么出息。事到如今，有些“学院派”学者仍对王世襄的学术水平持保留态度，远不及他在广大民众心目中“京城第一玩家”的尊贵地位。无论如何，傅斯年在李庄对他的激励，成了王世襄后半生发愤图强的重要动因之一。

　　王世襄的人生道路一直坎坷不平。日本投降后，经马衡、梁思成推荐，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先后收缴北京、天津上千件散佚的珍贵文物，还收缴流失日本的古籍善本一百多箱。

　　1949年，他谢绝了在美国的各种工作机会，毅然返回祖国。王世襄本打算在故宫博物院干一番事业，万万没想到在“三反”运动中遭到更为沉重的打击。审查组怀疑他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工作期间牟取私利，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下了大狱。饱尝手铐脚镣滋味，还染上了肺结核。尽管“审查”结果证明无罪，仍被开除公职，被迫离开文物系统。祸不单行。1957年“反右”运动中，他又在音乐学院被打成右派。那个时代最倒霉的事儿，一件不拉全让王世襄赶上了，他在《自珍集》序写道：

　　大凡受极不公正待遇者，可能自寻短见，可能铤而走险，罪名同为“自绝于人民”，故万万不可。我则与荃猷相濡以沫，共同决定坚守自珍。自珍者，更加严以律己，规规矩矩、堂堂正正做人。唯仅此虽可独善其身，却无补于世，终将虚度此生。故更当平心静气，不亢不卑，对一己作客观之剖析，以期发现有何对国家、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全力以赴，不辞十倍之艰苦、辛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可得到世人公正、正确之理解与承认(《锦灰二堆》壹卷，三联书店，2003)。

　　谁能想到，王世襄辛辛苦苦为国效力，却在偌大北京城分不到一处住房。我们几个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在研究所没干几年，都分到了京城一处楼房，究其原因，王世襄在朝阳区芳嘉园胡同有一处祖上传下来的老宅，要想分新房先得交这个宅院。芳嘉园王家老宅，本是一个环境幽静的庭院，朋友相聚，甚得乐趣，不幸在“文革”中糟蹋成了八家人共住的大杂院。

　　唐山大地震后，这个小院的房子，可谓“屋漏又遭连夜雨”，全成了危房。更令人担忧的是，珍藏明式家具的三间北屋后墙，正是后院五家住户所搭的小厨房的后墙。这些小厨房都用油毡覆顶，距离北屋房檐只有三尺，一旦谁家厨房不慎失火，北屋连同这些历时数十年收藏的明式家具都将付之一炬。更有甚者，房管局安排搬来的新住户，竟然是一个白铁匠，整天打铁、焊洋铁壶，他的老婆则捡拾垃圾，堆得满院都是。为此，王世襄多次到街道办事处、房管局、文物局等主管部门反映情况。有关部门派人查看后，只送来几个灭火器，敷衍了事，实质问题却一件都不给解决。

　　为中国学术赢得荣誉

　　王世襄一生出版了31种著作。如果问哪一本书最重要，无疑是《髤饰录解说》(文物出版社，1983)和《明式家具珍赏》(香港三联书店，1985)。前一本书是王世襄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成名之作，初稿在1958年以自刻油印本流传于世;后一本书则是他跻身于世界学术之林的经典之作，多次再版，并译成英、法、德三种文字，连同中文共有9个版本流传于世。这本书让整个世界领略了中国古典家具之美。

　　牛津大学教授柯律格(Craig Clunas)在《灵感的共鸣与万物》一文写道：

　　早在1940年之前，明代的家具就已成为欧美学者的研究对象，但是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古典家具的艺术成就在其产生地无人研究、被忽略以至被低估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还将其归功于西方的“发现”。王世襄不仅用他多年的研究，也借助为国外所不了解的收藏鉴赏的有绪传统，指出了家具的研究在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创造中占据着重要的核心位置。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王世襄的名作《明式家具珍赏》，正是《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世圣人君子”的不朽之作。他不仅为中国文物界和收藏界做出重要贡献，而且为整个中国学术赢得了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