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25日，适逢著名文物鉴赏家、学者、收藏家王世襄百年华诞。为此，首都文物界举行了一连串的纪念活动。身为王世襄唯一入室弟子的田家青，也在此期间发布新书《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追忆30多年来与王世襄先生相知相交的点点滴滴。
新书面世，也重新勾起了人们对王世襄学术成就的兴趣。王世襄学识渊博，对文物研究与鉴定有精深造诣，对书画、家具、髹漆、竹刻、民间游艺、音乐等多个领域都有独到、深刻的见解，研究成果惠及海内外。田家青表示，与其充沛的学识相比，先生的品格和处世态度同样为当今社会带来启迪。新书的出版，将有助公众重新全面品读大师走过的人生轨迹。
王世襄(1914-2009年)，字畅安，福建省福州市人，生于北京，毕业于燕京大学文学系。曾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天津区助理代表，故宫博物院文物馆科长、陈列部主任，中国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馆员等职。2003年，获得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是获得该最高荣誉奖的第一位中国人。
逸闻趣事再现大师至性至情
与一般人物传记的宏大叙事不同，本书作者另辟蹊径，通过个人亲身经历的生活片段和所思所感，逐一还原这位收藏大家的传奇人生。书中所载皆第一手材料。行文中浓郁的京腔京韵，也让王世襄的形象变得活灵活现。笔间流露的师徒情谊，更使读者回味悠长，怀想不已。
《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的出版之所以引人注目，作者的身份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作者田家青，是唯一一名王世襄生前首肯的入室弟子。从上世纪70年代起，两人就开始了长达30余年的忘年之交。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田家青将良师点拨视作“人生之大幸”，并对恩师为人处世的风骨感佩不已。
“对王先生最好的怀念就是做实事。”在田家青看来，新书出版只是完成一个简单的心愿。读者却可以从字里行间，随处读出老先生的严谨治学的身影：田家青强调著书客观、真实，要求书中内容必须全新，决不“炒冷饭”，全凭独家资料以飨读者。这都体现出王世襄对著述立说的严格要求。为免将传记写成“应景儿”的“急就章”，直到恩师去世五年，田家青才将这些鲜为人知的生平轶事披露于世。
“如果说以往对王先生的介绍像是一张素描，那么我希望我的这次摹写，能像一张色彩丰富的绘画。”田家青说。出于这个原因，书中并未提及王世襄追索国宝的跌宕经历，以及文物工作的坎坷际遇，反而着力从琐碎的生活细节中，还原他不为人知的大家本色。
比如，书中作者拜识王世襄的一幕，就将本应印象深刻的场景，处理得平淡而真实可感。如同闲唠家常的行文，滴水不漏地表现出老先生绵里藏针的处事原则：王世襄惜时如金，常常直言拒绝访客的请求;每当交谈时，他总以聆听为要，从不好为人师，也不夸耀自己的学问;若开金口，必出微言大义，寥寥数语就使求教者茅塞顿开。
王世襄不仅贵为“识物”大家，论到“识人”同样心如明镜。别人耍的小聪明他从不买账，只有踏踏实实地做出了成绩，才能在他心里占有一席之地。田家青坦言，自己也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真正被王世襄所接受。
朴质与傲骨，就好比王世襄性格中的一体两面。田家青也不吝笔墨，忆述王世襄勤俭持家的种种趣闻。与人们对收藏家锦衣玉食的想象不同，王世襄总是保持那副“随处可见的、随和的街道老大爷”形象。身上穿的衣服，手中拿的碗筷，几乎都是随街可买的大路货。“世好妍华，我耽拙朴。”王世襄的案铭道出了他平淡朴素的生活态度。
有着“美食家”之誉的王世襄，对食材更是半点糟蹋不得。一次，为了不浪费餐桌上的剩菜，他竟半逼半哄地催促外宾将剩下的半边鱼头“消灭”，直看到对方啃了下去，方才罢休。这些富有生活情趣的小故事，让老先生天然率真的性情流露毕现，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揭开“玩家”背后的治学“狠劲儿”
王世襄既是文物收藏界的泰斗级人物，作者又是他的高足，新书内容自然是“三句不离本行”。书中收录了不少王世襄对收藏的独到见解。他对不同门类的艺术品，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标准。例如，绘画须有“景儿”，器物须有“味儿”，书法须有“神”。看似轻描淡写的经验之谈，却是王世襄用“时间和功夫”堆积起来的心血成果。
“然而，大家对王先生的真正学术成就未必十分清楚，也很难想象他为此付出的艰辛。”在田家青看来，世人常常将王世襄看作一名“玩家”，却极少留意他对学术研究那种一丝不苟的“狠劲儿”和“傻劲儿”。书中转述美术史家黄苗子的回忆：每天早上四点，王世襄的书房就已透出台灯的亮光;对时间的充分利用，也使他阅读的广度和深度，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水平。
王世襄一生共有专著10余部，论文90余篇。每次动笔，他都得拧出了一股“和自己过不去”的“狠劲儿”。王世襄严格要求自己，每本著作的内容必须新，观点需明确，考据要翔实，出处要准确，注释要详尽，文字要简练。总而言之，一招一式都要务求唯美，这也是他的作品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明式家具研究》就是他的其中一部心血力作。业界将对术语的应用，作为评判专家真实水平的标准。王世襄不仅对各种行话、术语烂熟于心，对这些术语何时出现、彼此如何对应、如何流传发展等情况同样了如指掌。但他并未满足于此。这些术语多为匠人世代口传，随时都有失传的可能。王世襄通过严谨的科学方法，为上千条术语创立了专业的名词体系，使这些古代贤匠留下的知识精华，能够不断流传下去。
为表彰王世襄的杰出贡献，2003年，年届89岁高龄的他，从荷兰王子手中接过“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成为获得该项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
2009年11月，王世襄先生遽归道山。他独具创见的学术研究，也面临着成为“文化绝响”的危机。三联书店出版的14册《王世襄集》应运而生。全书包括《明式家具研究》、《髹饰录解说》、《中国古代漆器》、《竹刻艺术》、《说葫芦》、《明代鸽经清宫鸽谱》、《蟋蟀谱集成》、《中国画论研究》、《锦灰堆：王世襄自选集》(合编本)、《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等10种经典著作，堪称王世襄作品的集大成者。《王世襄集》的编纂工作历时三年，并于去年正式出版。
如果说《王世襄集》是对大师学问成就的总结，《和王世襄先生在一起的日子》则揭示了他成就背后的生活和思想的轨迹。田家青认为，与王世襄的学术成果一样，他的思想和精神正为当前社会所极其欠缺，也对克服现今一些弊病具有启示意义。“我决定把这些故事写下来，这不仅由于它们具有史料价值，也是由于它能留给我一份纪念。”他总结道。
“他一生都在致力展示
中国文化最核心的精神”
南方日报：每当人们说起王世襄先生的生平，第一反应往往就是“京城第一大玩家”。在您看来，这一定位是有失偏颇的。但在您的笔下，同样写出了王世襄“好玩”的一面。我们应当如何理解“玩物”在他心中的分量?
田家青：王世襄先生被人称为“大玩家”由来已久，他本人也没有提出反驳。但我认为，如果仅仅认为他的学问都是“玩”出来的，这种理解诚然是非常不准确的。“玩”难免使人将它与随心所欲、轻松愉快联系在一起，但生活中的王先生讲究原则，对自我要求严谨至极。更重要的是，在王先生“玩”的背后，承载着他传承中国文化的责任感。无论是竹刻艺术、漆器艺术，还是观赏鸽，“玩”的目的都是要恢复一种快要失传的技艺。他意识到这一工作的紧迫性：如果再不对之加以研究，这种技艺就要失传，之后就很难再恢复了。对技艺的“恢复”，也不只是就事论事的记录和总结，他总以社会和文化的大背景来进行把握。在我看来，与其说他是“玩家”，不如说他是中国文化的实践者。他一生都在致力展示和宣传中国文化最核心的精神。
南方日报：您在书中提及，王世襄先生善于与业界和社会的各种人士交往，心中却对不同的人有着明确的定位。他的待人接物给您留下哪些深刻印象?
田家青：我与王世襄先生接触的最大收获就是学会“看人”。他看人并不是凭借社会的宣传，最关键是要看人做了什么实事，能看到点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同理，例如我在书中提到，王世襄先生认为，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才是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奠基人，而不是梁思成。需要强调的是，我并无意否定梁思成先生的成就，他的成就也确实很高，但社会对他的评价和宣传往往掺杂了个人情感。朱启钤第一个对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有全盘理解和规划，在其他领域也有开创性的贡献，梁思成也是得益于他的思想指导。如果各行各业都真正能像王先生一样客观评价人物的能力和贡献，就能真正发掘出那些鲜为人知的人才，为社会进步带来积极意义。
南方日报：您曾提出，王世襄先生有着一些为当代社会所欠缺的精神。与王先生为人处事的品格相比，您认为现代人身上失落了什么?从先生的身上最应重拾的又是什么?
田家青：我认为王世襄先生身上的可贵之处有这么几点。首先“少说多干”，再有就是“说到做到”。当前社会很明显的一个通病，就是“口惠而实不至”，气氛一起来说得头头是道，当面答应得痛快，但一回头，真要干了，事情就凉了。王先生奉行的原则恰恰是做实事，不务虚，没有谱的事不说，但一旦自己口头答应的事情、不管多小的事，都一定要办到。这样的故事有很多，他有时答应给朋友一本书或题写个书签，到了日子人家没来，他甚至会骑着车子亲自给人送去。这是为人诚信的一种体现。
其次就是任人唯贤，尤其在学术上，王先生决不含糊，而且从来不留情面。如果出版社的编辑来找王先生，征询一本书能不能出，王先生认为不够格就是不够格，绝对不说好话。即使像我与他的关系这样亲密，也是如此。所以我写《清代家具》完稿交给他看时，心里就特别忐忑，这本书花了我很长时间，但如果王先生觉得不行，绝对没有情面可言。人情是人情，事业是事业。
实际上，这是包括王世襄在内的老一辈学人所共有的优秀品质。比方说陈梦家的夫人赵萝蕤，她在北大担任博士生导师时，就对学生特别严格。一般，导师都会拼命维护自己的学生，但她就没让自己的一位学生拿到学位。尽管这位学生的学业并没有差得很多，与她之间的私交也很好。这种事情发生在现在更是不可想象的。此外，很多行业都存在“糊弄”、“混”、“对付”的情况，王先生认真和追求完美的精神更是我们要学习的。
南方日报：在王世襄先生百年华诞之际，我们作一个回眸和展望。您认为，大师的时代离我们远去了吗?未来是否还有出现这样一位大家的可能?
田家青：在王世襄先生去世时，社会上有许多人感慨，将来或许还会再出现一位钱钟书，但王世襄是再也不可能再有了。实际上，王先生是特别谦虚的一个人，他从来都没有给自己冠一个“家”。别人说他是收藏家，他却说：“你别说了，你再说，我就钻桌子底下去了。”其实，在他90岁的时候，就曾有记者采访他，将他与钱钟书并举。他当时就说了：“我怎么能跟钱钟书比?我的学问连人家的百分之一都没有。”反观现在这个时代，普遍欠缺谦虚精神，什么人都可以自称为“家”，“家”这个词也就贬值了。
除了谦虚，王先生还是很自律的一个人，到了晚年更是如此。确实有很有声望的“老专家”，由于缺乏社会监督或自满，做鉴定闹出了笑话。但王先生没有出过任何一件让大家觉得很别扭的事情。他深深明白，岁数大了，有些事情就不能做了，这恰恰是他没有“老化”的表现。他将自己的集子起名为《自珍集》，也就是“敝帚自珍”的意思。说到这里，我还想起有次他收藏艺术品的专场拍卖会，王先生倒是自己写了个致辞，谦虚地说他的东西并没有那么值钱。其实从今天看来，他收藏的每一件东西，都有极高的艺术水准。这说明他的学术成就和修养，直到现在也没有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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