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酒诞生的瞬间，并不是因为谷物的丰足，而很可能是偶然性，无论是传说中的仪狄造酒，还是杜康造酒，都属一次失误的产物。这种液体的诞生，当时曾立刻引来人们的惊恐，比如传说中的仪狄造酒，饮用后，大禹虽觉得甘美，却立刻疏远了它。因为这种神秘的液体带给人精神上的兴奋，让人觉得不再能主控自己的思想。

　　也正是因为这点神秘性，酒从诞生起，刚开始就作为与上天、祖先的沟通工具。夏、商人的饮酒不仅活跃，还带有几分疯狂。他们的长夜之饮，他们祭祀时使用的那繁杂隆重的青铜酒器，他们将大量酒器作为陪葬品的行为，都说明，到了商代，酒已经成为一种上天赏赐的稀罕之物，通过它与上天沟通再自然不过。其实在现代，人类学家也常发现类似情况—各个部族的首领或巫师，往往是通过酒精等饮料的致幻效果，开始自己与神灵的对话的。

　　进入周朝，酒虽然开始被人为牵引到“礼”的境界，开始在生活规范中发挥作用，但在祭祀中，酒的能量还是被发挥到了极端，《诗经》中提到的酒事，只有最清洁的酒和最优良的牲畜，才能用来从事祭祀，离开了酒，祭祀就无法进行。祭祀毕，一定要饮酒聚宴，这种习惯对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就使中国酒的使用，始终带有天地人合一的色彩，注定它就不是一种平淡乏味的饮料。

　　随着秦汉之季酒的产量增加，酒开始进入世俗生活，不仅是贵族，普通人也可以享受它所带来的乐趣了。但是，酒被赋予的精神性一点没有减少，反倒在各个阶层的饮用者中引起了不同反应：以饮酒之风大盛的魏晋为例，由于社会动荡加剧，利用饮酒来表达自己内心的迷惘，成为普遍之举，多饮成为豪举。像刘伶那样饮酒后裸身的大有人在，有士人用船载满酒游走的，有通宵达旦宴饮的，醉死酒场者也不乏其人，酒和生命，和死亡都带上了关系。刘伶用《酒德颂》讴歌了嗜酒者，实际上是借将酒传奇化，来让生命本身传奇化，整个魏晋都笼罩在这种酒影中，包括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也是同声相和。

　　而平民百姓也开始借酒狂欢，中国乡村开始了种种与酒有关的祭礼、节日，1600年前的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对43种酿酒法的记载，是在侧面说明酒的受重视程度。

　　从秦汉到魏晋，再到盛唐，中国酒的酒精度一直没有大幅度提高，那时候饮用的是黄酒的雏形，这也给饮酒者酒量巨大以解释，为什么李白能够“斗酒诗百篇”，而“一壶好酒醉消春”的白居易的平常状态，更说明醉酒是诗人们的日常状态，“但愿长醉不愿醒”，则是诗人们的理想状态。

　　进入元朝，中国酒的发展迎来了新时代。黄酒已经成熟，蒸馏酒开始从西域进入，而与此同时，葡萄酒、花果酒，各种配制酒也开始大规模生产，这不仅意味着选择增多，还意味着人们可以用较少的酒，获取更陶然的效果了。

　　尤其是蒸馏酒，中国酒的制造工艺的一大进步，是酒精度的提高，从域外带进来的蒸馏器，将传统的谷物酒具备了完全不同的效果，使饮酒变得更豪放，更开放，人们开始从微醺到陶然，再到酩酊，各种不同的醉酒体验不需要再花费昂贵，也不需要一定要饮下一石那么大的量，从士人到平民，都可以通过高度酒，轻松进入另一个精神世界，酒成为灵感的最主要触媒。

　　还不仅仅是灵感，酒后的人们天然就多了热情，以往的隔绝、疏离感消失了，酒席于是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最好的交际场所，微醺的人们多了黏合剂，在酒席上，酒成为中国人情感共同体建立的催化剂，也成为中国文化远古以来的一种不变的推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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