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的这座地主庄园，曾经是全国“阶级教育的大课堂”。悠悠岁月给这座庄园刻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光阴荏苒，当21世纪的人们回眸这座庄园时，发现它除了凝结着劳动人民被地主阶级压榨的血汗外，本身还是一座中国罕见的保存完整的地主庄园建筑群，这一不可多得的历史遗物又引来众多新的参观者。

　　今日的刘氏庄园仍透出当年的“风彩”，豪华、气派、考究、典雅。刘氏庄园系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刘湘、刘文辉先后成为大军阀，控制四川、西康两省，大地主刘文彩急剧暴发后建造的。庄园占地700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达21055平方米，为南北相望相距300米的两大建筑群。南部是刘文彩的老公馆，1932年建造；北部是刘文彩为自己和弟弟刘文辉建的新公馆，1942年落成。

　　大邑位于四川中部，周围有著名历史文化名城成都、都江堰、眉山。《大邑刘氏庄园》简介：“当年(安仁)镇上七条街有四条半街的房子属于刘文彩所有。镇上的当铺、钱庄、电厂、磨米厂、茶楼、戏院、烟馆、赌场等，也无不为刘文彩所控制。但是，这些只不过是刘文彩百万家财的一部分。刘文彩在成都、川西、川南和江南一些省区还有银行字号22处，当铺5处，各类仓库27处，工厂7个，电厂2个，火轮4艘，庄园、公馆28所，学校一所，街房1500余间，土地15000余亩。”

　　当年刘文彩收租的院子为老公馆的后院。就是这个看似平凡的收租院，至今仍陈列着20世纪60年代—70年代轰动国内外的大型泥塑《收租院》。如今人们大多是专程来欣赏这件艺术珍宝的。笔者也不例外。

　　1958年8～9月，文化部分别在郑州、合肥两地召开全国文物博物馆现场会议，通过了“县县办博物馆”、“村村办展览室”，“开展群众性文物保护工作”等决议。

　　根据会议精神，四川省文化局文社(58)字第79号函指示：“鉴于大邑县大地主刘文彩在剥削和压迫农民方面在我省较为突出……决定将该庄园(新旧公馆)保留，设立地主庄园陈列馆……”

　　一

　　1958年10月22日，中共大邑县委员会、大邑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在我县安仁公社成立“地主庄园陈列馆”的通知》：要求在今年(农历)内将安仁地主刘文彩的资料(如本人小传，生前遗物，土地占有资料，印信，照片等)和财物(如家中陈设，古玩，衣物及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等)全部或大部清齐，按照它的旧貌加以整理和陈列。

　　地主庄园陈列馆就此开始筹建。人们毫不犹豫地捐出文物展品，如田契佃约、鞭子绳索、讨饭碗、打狗棍等。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1959年春节，庄园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展室辟有刘文彩的中西会客室、寝室、珠宝室等。须知，刘文彩在世时，他的家一般人是非请莫入的。刘文彩1949年10月17日死后，老公馆被成都军区接管，作为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是西藏军区在内地训练进藏新兵的地方，一般人同样难以涉足。因此，庄园陈列馆开馆后，引来了众多的参观者。

　　主人公王晓华与母亲决裂，离家出走，一别八载，在农村虽然很努力，却连共青团也入不了……我眼前飘忽着的却是‘插队’时经常见到的一位戴着黑框眼镜的白面书生，每天挑着粪桶在田间地头行走的身影。他原是当地一所重点中学的高材生，只因家庭出身富农，便被社会无情地打入“另册”……

　　伤痕》后来扣动了全社会的心弦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没有一种经历不是财富，关键就看你是以怎样的心态去对待。也懂得了：人生除了要读好“书本知识”之外，更要努力去读懂和读通“自然和社会”这本大书。一个人，无论身处顺境或逆境，这都是一本最值得他或她仔细阅读的最原初的、最丰富的、最有血有肉的大书，它的文字写在山川间，映在蓝天上，刻在人们的心田里。只要你真正全身心地投入这种阅读，不仅会把握到社会的脉搏，聆听到时代的心跳，还会体会到宇宙的真谛。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比较自觉的认识，行走在文学的坎坷路途上的我，从此更加注意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不仅曾主动辞去过记者工作，下海经商，后来又漂洋过海，出国留学，加入“洋插队”一族。

　　面对一个十分陌生的国度，当年我曾受到的各种各样的生活和文化的挑战是“土插队”时难以想象的。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还是来自于我自身，来自于我身上曾经镀着的一层所谓“作家”的光环。人生的每一个困境，当你走出来了，它肯定会带给你成功的喜悦，甚至还有耀眼的光环追随你。然而，只要你一不当心，它们马上又会成为你的负担和包袱，拖拽住你前行的步伐。认识到这点，我努力以“放手如来”自勉，并督促自己经常“归零”。这样，我在留学期间，先后踩过三轮车，卖过废电缆，做过金融、期货，后来又去赌场发牌……

　　1959年全年，庄园陈列馆展出的内容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符合原貌的。

　　历史进入60年代，我国政治思想上的“左”的错误越来越严重。刘文彩庄园作为阶级教育的课堂，在内容设置上自然也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左”的色彩。“四清”前夕，毛泽东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全国掀起了狠抓阶级斗争的热潮。

　　馆内先制作了用石膏做成的数十台布景箱，名曰《百罪图》——“高租重押”、“吊打农民”，“割耳”、“强奸”、“杀人”等100种罪行；后制作了用木桩搭身，蜡制头像、手脚，穿真人衣服的模型。

　　为了更深刻地表现刘文彩的残暴，陈列馆依据唐场乡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在刘文彩存放大烟的地下室设计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复制了血水、血手印……在相距“水牢”几步远的地方，又安排了一座“地牢”。在这样的展景前，参观的人们常常是哭声一片。

　　“改造”后的庄园，好些展室的名称和当年的历史真实出入更大。但在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下，这个“阶级教育的大课堂”再次出现了繁荣景象。庄园陈列馆每天接待几万人，夜晚用探照灯照明供人们连续参观，更有外宾慕名而至。于是，刘文彩哥哥刘文昭的公馆便改为“外宾接待室”。

　　各级新闻单位也把目光集中到这个四川小镇，报告文学《从水牢中活出来的人》轰动全国，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大型纪录片《罪恶的地主庄园》，戏剧《水牢仇》、《水牢记》等纷纷上演，刘文彩还上了小学课本。

　　二

　　1964年5月，根据改馆方案，将原刘文彩收租现场整理出来，陈列了飞轮风谷机、大斗小秤等刘家收租时惯用的器具。1964年国庆节前，改馆领导小组提出用民间泥塑形式再现当年农民被迫交租的情景。后经省、地行政主管领导批准，成立了《收租院》创作小组。国庆节后，馆内组成了20余人的调查组，深入农村走访刘文彩家当年的佃户。

　　1965年春，创作组经过修改充实，并专门请来大邑川剧团的演员作模特儿现场拍摄，设计出第一套具体的画面。1965年5月26日，陈列馆将《收租院》第三次设计稿报省文化局和温江地区行署。省、地行政主管领导审批同意实施该计划。与此同时，陈列馆已于5月11日致函四川美术学院请求协助。

　　1965年6月4日，美院师生一行7人到庄园陈列馆参加《收租院》创作。创作组在原文字第三稿基础上研究讨论，于6月16日形成《收租院》塑像设计说明第四稿，同时温江地委宣传部又调来彭县川剧团，按照第四稿(即定稿)设计编排动作拍摄成第三套照片。

　　1965年6月26日和8月31日，四川省文化局和温江地区行署先后两次拨款3000元和2000元到陈列馆，用于《收租院》制作经费、房屋整修、师生补助等。美院雕塑系师生每月由陈列馆发给工资18元，每人每天补助生活费0.10元，办公费、旅差费、邮费等均全部由陈列馆报销。

　　“要党的事业，不要个人事业；要集体观念，不要个人杂念；要有统一的风格，不要个人突出。”在刘文彩当年收租的四合院里，雕塑家们摆开了“战场”。创作中充分体现出了团体精神和集体智慧。施工中，没有一个塑像是一个人包干完成的，往往由一人上大泥，另一人上细泥，再由第三人来刻画形象。一组塑像完成后，由创作组抽调人员组成整理小组作最后整理，使之更完美和谐。

　　创作全部完成仅用了3个多月，平均一天多点塑一个人物。前后参与创作的有10多人。泥塑全部安排在总长度为118米的收租院四周围廊内，内容按“被迫交租”、“验租盘剥”、“算账逼租”、“走向斗争”4部分排列(复制品在北京展出时分“交租”、“验租”、“过斗”、“算账”、“逼租”、“反抗”6个部分。后来的复制创作，又在“验租”与“过斗”之间加了“风谷”，最后的“反抗”改为“怒火”)，共有人物114个(正面人物94个，反面人物20个)，泥塑总长96米。

　　1965年10月1日国庆节，《收租院》匆匆公开展出。四面八方的群众潮水般地涌来参观，文艺界知名人士纷纷著文立说，称此为“一个重大的开端”、“我国建国以来两大雕塑成就之一”(另一个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现代敦煌”……。由于《收租院》的空前成功和在全国引起的轰动，有关部门很快决定复制到北京展出。《收租院》创作组和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创作室承担了复制任务。

　　自1965年12月起，《收租院》部分复制品连同原作的全部照片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后移到故宫神武门城楼展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观众，对它的评价也越来越高。《收租院》在北京展出11个月，观众超过了200万人次。

　　1968年4月26日，《收租院》到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展出。囿于运输，展出的作品全部用石膏翻制而成，共99件，分“逼租”、“验租”、“过斗”、“算账”、“迫害”、“造反”、“夺权”7个部分。地拉那展出后，又移到阿尔巴尼亚工业城市费里展出，前后两个多月。《收租院》担任起外交上的工作，其复制品又先后送到越南、日本、加拿大等国展出，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70年代，《收租院》再一次被修改。四川省革委政工组专门发文指示：“根据在北京和国外展出的内容反应，应增塑《收租院》的反抗部分。”1972年秋天，《收租院》在原“被迫交租”、“验租盘剥”、“算账逼租”、“走向斗争”基础上增塑了“明灯指路”、“砸斗造反”、“开镣解放”、“活捉阎王”、“建立政权”、“继续革命”。同时，对《收租院》的宣传也进入了“新的层次”。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连篇累牍竞相报道；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大型纪录片《收租院》在全国放映；人民美术出版社将《收租院》照片、画册、连环画分别发行全国，并由外文出版社用世界语、英语、日语、法语出版，介绍到世界各国。与此同时，上海、武汉、广州、南京、杭州、沈阳、西安、汉中、重庆、成都等地也大量复制了《收租院》泥塑群像。

　　三

　　政治风浪中被哄抬上去的庄园又被政治风浪无情地打了下来。“文革”中，红卫兵声讨批判了“地主庄园陈列馆”的馆名。温江地委请示省委，把“地主庄园陈列馆”更名为“四川省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但事情并未就此了结，红卫兵们仍然到处张贴大字报。陈列馆只好关闭除《收租院》和“水牢”以外的全部展室。

　　“文革”结束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随着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曾经轰轰烈烈的庄园日渐冷清。就在庄园门可罗雀的时候，影视界认识了它的价值。第一个踏进庄园的是《革命军中马前卒》剧组，随后纷至沓来的有《海灯法师》、《家春秋》、《死水微澜》、《秋潮》、《秦淮世家》等剧组。庄园成了远近闻名的“影视庄园”。

　　1985年底，陈列馆请来了20多位文史哲学界的专家学者，对庄园进行了仔细“诊断”。专家们的目光落在了这座雕梁画栋的庭院里，落在了2742件珍贵文物上……经过两天的激烈争论，专家们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这座庄园保存得完好和完整程度是全国少有的。作为历史性的文博单位，治史要严，切忌虚构假设。”1987年，陈列馆正式向上级递交了关于要求去掉“水牢”和“行刑室”的报告。“水牢”里的水抽干了，铁囚笼也搬走了，换上了“鸦片烟库”的牌子；“行刑室”里的刑具撤掉了，换上了“年货室”的牌子。几经周折，陈列馆终于恢复了庄园的原貌。

　　1988年，陈列馆在刘文彩新公馆创办了川西民俗博物馆。民俗馆辟有婚俗厅、民间工艺厅、生产生活厅和刘湘陈列室，展品计有1900余件。1993年，陈列馆又利用刘文彩的四哥刘文臣公馆设立了庄园文物珍品馆。珍品馆有文物展厅、书画厅、照片室、椅子室。

　　1996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地主庄园陈列馆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更名为“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博物馆分民俗馆(川西民俗博物馆)、珍品馆(庄园文物珍品馆)和老公馆三部分。其中老公馆最大，也最有看头。有收租院、雇工院、内花园、后花园、小姐楼、龙泉井、风水墩、佛堂、鸦片烟库、棺材室、瓷器室、海味室、年货室、女客室、绣花室、书房、西式客厅、中式客厅、小姐住房、刘文彩住房(刘文彩睡的金龙抱柱退一步贴金大花床占地9平方米)、二姨太杨仲华住房、三姨太凌君如住房、五姨太王玉清(今年92岁，现住安仁镇。)住房等。

　　刘文彩荒淫无度，其一生除了正娶的5个妻子外还与数不清的女人有染。刘文彩公馆内花园联就是佐证：“行乐须及时，奇花异草春长在；赏心多趣事，妙舞清歌夜未央。”横批“快乐逍遥”。内花园里的逍遥宫，是当年刘文彩和一些女人、小姐“逍遥”的地方。宫里有张床，床单、枕头、铺盖样样有，床边立一扇贴有几幅中国古代美女图的屏风；墙上有幅西洋春宫画；一把鸳鸯藤椅靠在窗边；挡在门口的是半人高的小栅栏。

　　1999年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上，华裔日籍艺术家蔡国强将泥塑《收租院》加以复制，命名为《威尼斯收租院》，并以个人作品参展获唯一金奖。2000年传出四川美院欲起诉威尼斯双年展的消息。此后国内美术界却有几种不同意见，而关于《收租院》国内版权究竟属谁的问题也凸现出来。刘氏庄园博物馆宣布，泥塑《收租院》应属法人作品，其整体著作权应归属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并依法享有各项著作权益。

　　收租院在老公馆后院。一切归于平静之后，收租院里的114个雕塑也安静地呆在老公馆一角，与馆里的故物一同见证着外界的变迁。为了避免游人抚摸，博物馆近年已将泥塑用玻璃间隔开来。每隔两年，还让专业人士给泥塑漆一层清漆。大型泥塑《收租院》怎样才能完好无损地留给未来，留给后人呢？这不得不让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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