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曾经，李苦禅大师对儿子李燕说：“在历史上，父子画家，往往儿子超不过父亲，原因之一就是儿子为父亲的影响所遮掩，二是儿子没有超出父亲的艺术成就，亦步亦趋，这样时间长了以后，在别人心目中，儿子就好像是父辈的附属品。”

　　怎样才能不是父辈的附属品，而成为独立的自己呢？这个问题，其实，李燕并没有刻意地去思考。而是随着时间的推逝，年近古稀依然求索的他，画风显示出一条继承父亲又不同于父亲的道路。

　　参考消息北京参考记者 付裕

　　他是著名画家，秉承传统文人画风，且家学底蕴深厚；他是国学鸿儒，一贯热心于易学、金石学、民俗学等传统文化研究，知识渊博，引人深思；他是保护京城传统文化的“四大铁杆”之一，经常以实际行动致力于文物保护；他是人民教师，继承父辈执教风范，幽默风趣，旁征博引，经常博得数百上千听众的热烈欢迎；他是李苦禅大师的儿子，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画家李燕。

熊猫 1972年 46X34.8

　　创自己的笔墨

　　李苦禅曾经给李燕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有两个道士看见一个盲人老爷子从南边走来，路中间有块大石头挡着。一个道士说：‘老头，从左边绕过来！’另一个道士则说：‘老头，从右边绕过来！’你猜，老爷子怎么着？”李燕笑着对记者说：“那老爷子是一下子从石头上蹦过来的。”

　　“作画就要这样。画思当如天岸马，画家常似人中龙。画画不可人云亦云，落入前人窠臼。踩着父辈的足迹前进，虽说便捷安全，却是一种不成大器的方法，只有让晚辈走自己的路，画自己的东西，才能有所成就。”在北京歌德“励壮丹青——李苦禅、李燕书画作品专场”展览现场，李燕对记者这样说。

　　李燕自幼在其父亲李苦禅先生“画自己的东西，创自己的笔墨”的教导下，嗜好国学文艺，又“转益多师是我师”，不囿于家学影响，于195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继而升入中央美院中国画系，专习绘画。

　　受父亲李苦禅先生影响，李燕强调不仅要以学问、思想来作画，更要以时代的头脑、人民的心理来作画，不单纯以技巧为之，更反对“纯个人表现”的涂抹。因此，李燕笔下的动物、人物、花鸟、山水，各有独到之处，甚至很多年轻人评价李燕笔下的小动物非常可爱，有点“萌”。

　　“50多年以前，我在美院附中上学时，每个星期天一早，我都去动物园画速写。最少拿回三五十张，最多的时候拿回100多张。”李燕说：“那时候，一顶大草帽、一个军用水壶，穿着松紧带大裤衩，腰上别着一个口袋，口袋里是半张面饼和1块咸菜，画着画着，就满头大汗了，但丝毫也不觉得累。”

　　“我在画动物速写时，都不是把它们当成冷冰冰的物象来画，而是带着浓厚的、深沉的感情去画。”谈到画动物，李燕陷入了回忆：“‘文革’时，我已经20多岁了，我也被关入了‘牛棚’，所谓的牛棚就是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那时，‘牛棚’人满为患，经常把我这个没什么深探价值的批斗对象赶出来。我又没地方可去，所以第一个想到的地方，就是没有阶级斗争的动物园。”

　　“那时动物园特安静，有一次正好碰见一只从四川刚刚运来的、当地农民捡到的小熊猫。饲养员把它放出来晒太阳，这么近的看熊猫我可是平生第一次，我小心翼翼的试探着能不能再离近一点看，饲养员没表示反对，我就得寸进尺摸了摸小熊猫，它身上的毛比所有的毡绒都密，我看旁边没有人，我又得寸进尺问能不能抱一抱，饲养员点点头，就把它抱起来了，太开心了，太好玩了！”李燕一脸幸福的说：“小熊猫其实很怕热，它的肚子总是贴着一块凉石头，还愿意稍微扭头往后看，两个小脚丫像胖小男孩的脚丫一样，我觉得这姿势太有趣了！所以，后来，我画小熊猫，主要就画这一个姿势：趴在石头上，脚心冲着观众，头稍微侧过来，太可爱了！”

　　“夫画者，从于心者也。技法服从内容，人物形象服从性格特点和其经历。如果对禅宗不了解就画不出禅意，如果对动物不了解就画不出动物。”李燕特别注重观察自然和生活，同时，又酷爱读书看报，知识涉猎广泛。他的作品往往多方听取观众的反应，虽然题材广泛，人物、山水、花鸟、走兽皆画，但又兼收并蓄，不囿于一家一法，画风随画意而多变，却能各得其妙。

　　对此，李燕常说：“国画家要秉承一个宗旨，就是你跳动着的心灵脉搏要与中华文化的脉搏一致，美术创作要有强烈的时代感。”

　　“学古而不泥于古，借古以开今，画我家画，画有自己面貌的画，要从生活中取自己的画稿，古人重写生；临摹是手段，但不是目的。目的是拿临摹来的手段加以改造，来画具有自己生活特征的画。”李燕说：“父亲对我是这么说的，我对我的学生们，也同样这么说。”

各得其所 2013年 作 69×69

　　“一不坐，二不休”

　　听李燕教授讲课真是一种享受。

　　没有图片，没有音乐，但是，他一会儿来一段评书快板，一会儿即兴铺纸沾墨画上几笔，一会儿又来一段京剧亮相，一会儿随口诵读几句诗词歌赋文言雅句用以点睛，再加上丰富协调的肢体语言，和幽默风趣、深入浅出的讲解，每每引来听众的一阵阵掌声。

　　在由李燕和夫人孙燕华实施30年的免费国学普及讲座的现场，记者和几百个听众挤在一起，听了一节4个小时的课。期间，没有休息，70岁的李燕先生一直站在讲台上。而下课后，被簇拥着提问照像的热烈场面亦令人瞠目。

　　“他已年逾古稀，但是，‘一不坐，二不休’地无稿演讲已经持续了30多年。”孙燕华说：“不同于学校里的教书与授课，这种免费国学普及讲座就是想让更多人了解传统艺术，更喜爱我们自己的文化，因此，虽然是我们自己出钱，自己组织，非常繁琐，但这样有意义的事儿，付出再多的辛苦，也是值得的。”

　　李燕总是称自己为“教书匠”，他也常常开玩笑的说，他家有两位“教书匠”，一位是先父李苦禅，一位是他。30多年来，他在苏东坡先生“博学约取，厚积薄发”的教导下，常常把最新研究成果与教学实践相结合，深受欢迎。再加上他幽默风趣的语言，学生们常说：“听李燕教授的课是享受‘文化大餐’”。

　　数十年来，李燕继承着先父李苦禅先生的教诲，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他常说：“没有北京的文化环境，就没有李苦禅，没有老舍，没有齐白石。传统文化不代表陈旧，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创新的基础，它就在你的血液里，在你的遗传基因里。”

　　因此，对于李燕而言，他不仅将教书育人的工作凝结在三尺讲台上，也不惜花费精力和财力，为力倡人文教育、保护和恢复传统文化而奔走。

　　1994年，他和夫人孙燕华一起，为了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曲艺，自费拍摄了13集电视系列片《胡同古韵》，成为第一次用电视记录京津曲艺曲种的电视系列片，并无偿提供BTV与CETV电视台播出，引起曲艺界和非遗保护组织的高度重视。

　　同样，作为《周易》学者，李燕也在研习中发现，自古以来无人作《易经画传》，于是他决定补此缺漏。他先将《周易》今本与马王堆《帛易》等出土文本对照，调整出一个自觉更正确的《周易》文本，而后译为白话文，并配白描插图450幅，1993年由和平出版社出版，并在海峡两岸多次再版，并由外文出版社选中，以英、法、德、西班牙文翻译出版，发行于四海。2013年春增加新的文章，由中国旅游出版社再版。

　　在研究书画的过程中，李燕也继承了李苦禅先生素爱金石的传统。他将李苦禅先生收藏的许多珍贵金石拓本及题跋进行详尽的整理，并举办“苦禅金石缘”展览，将淡漠了数十年的“金石学”重新予以继承弘扬，在文字与书法艺术的演化、史学论证的正本清源等多方面进行梳理和考证，对国学普及教育、对书画专业的教学，都具有深广的推动作用。

　　“要元素，更要灵魂。”李燕说：“近年时常听到看到‘要在文艺作品中添加民族传统元素’的观点，民族元素固然需要，但更需要民族传统文化的‘灵魂’。否则，只能机械组装、徒有其表而无法深入人心。做一位真正的画家需要具备太多方面的国学修养，更要明确的将各种有利元素有机融合。这绝不是表面符号式的装点，更不是猎奇的‘装置’，而是要面对最终展现中华民族独特审美的灵魂。当代振兴中华的庞大工程，也同样需要我们一点一滴、钩沉补缺的工作积聚而成。这就是，要以平常心做平常事当平常人。”

补天之余 136×67

　　追寻“中国气派”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李燕家里的墙上，一直挂着苦禅老人晚年手书孔子的一句话，这，也是他的座右铭。

　　“我父亲生前常说，在文化艺术里，只会画画是小道……再往上是中华古典哲理：老、庄、禅、易、儒。”李燕说：“因此，如欲画高，必以比画高的各层学问来统领之。否则，就画论画，止于作画，终究浅薄。”

　　正因如此，李燕常常以古代著名的文人为榜样，十分注重知识修养的整体性，对经、史、文、哲、科技、宗教、风土、民情等类杂学无不投缘，或诗、或文、或画、或书，无不日伴其身。对此，李燕常讲，过去的中国绘画中，文人画是最高的。广博的知识和文化的修养，用于哪一方面就会表现于哪一方面。用于绘画就是画家，用于书法就是书法家，用于医道就是医生，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不应该断。

　　“先父经常举东坡先生的例子。他是什么家？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画家、美食家、养生家、茶道专家、品酒专家……究竟他算什么家？”李燕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中国文人。”正因如此，李燕也用这个标准来指导自己的价值观，希望做一个着眼于“文化体系”的学者型画家，而不是西方那种专用型或职业型画家。但是，如果有人称他是“杂家”，他却笑而不应，这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只是对于传统文化各个领域门类多有涉猎，还不够资格称为“杂家”。

　　“在新的知识面前，我永远是一个小学生。谦虚不是一种姿态，而是学术进展到一定程度自然产生的一种心态。”李燕说：“我经常做这样的比喻：人们常说，沙滩上不能盖高楼，但金字塔就是沙滩上盖起来的，为什么它能不倒？因为根底大。”李燕说：“在‘做学问’时，要像盖金字塔，底盘要大；而‘用学问’时，要把金字塔倒过来，才能无坚不摧。”李燕说：“博学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我以为，繁荣文化事业并非止于种种文化艺术形式之表，其核心应在于闳强信仰，在于通过对传统文化之社会实践的勾沉补缺，建树适应新时代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加强中华民族的精神凝聚力，由此方能使繁荣文化建立于雄厚的基础之上，塑造和推进我国传统优秀的文化大国形象。这也正如《易经》所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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