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致阳

　　我们的车行过798，经过草场地，路过崔各庄，再向北京顺义方向行进半小时，在一片采摘园和一个观赏虎实用鳄的养殖基地边，终于抵达了黄致阳的工作室。随行的同事说：在城里，觉得798很远。但是今天觉得798相较于这里而言，那是绝对的城市中心。黄致阳是台湾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浅浅的海峡给两岸区别出了太多不同。当谈及工作室的时候，我深切的感觉到：只有面对拆迁，这个国度是不分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

　　黄致阳搞的是当代艺术，作品涉及各种题材，运用着不同的材质。对于这个世界，他也是一个旅者。一个行业注定有一个适合发展的地方，二十世纪开始很多艺术家跑到美国去，二战结束后这个自由的国度吸收了世界最优秀的艺术人才，不过“911”后的美国不再是世界发展的引擎。十几年前黄致阳转战纽约、德国，视图在“浅碟式”发展的台湾之外寻找一个经济上升，又充满矛盾激情混乱的地方。于是2006年，他来到了北京。

　　那年5月，黄致阳一下飞机，他就爱上了这里的气氛：“台北是个盆地湿搭搭、灰蒙蒙的，比较安逸，但是里面文化很精致的，人和人之间是有温度的。而在北京仿佛能看到牛鬼蛇神，感觉每个人都是精英但是每个人都很凶悍。”

　　当时他考虑过798、环铁艺术区，不过“环铁艺术区租金那么贵，对我们刚来的艺术家来讲，筹措一点资金不容易。”黄致阳没有带家人来北京，一个人开始享受“北漂”的刺激。

　　“二房东”给了他最温暖的冬天

　　黄致阳当年那个位于金盏乡的厂房工作室，有900多平米。8年前的五环外，打出租车都是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黑车师傅小张带着他在各个艺术区考察。沿途他看到城乡结合部的垃圾堆在燃烧，看到各个地方在拆迁、在盖新房。路过金盏乡一个在装修的厂房，就走进去看，一个开阔的，在纽约、台湾、柏林都看不到的硕大空间让他震惊。当即定下来，就是这儿了，铺地板，搞装修，装锅炉，一个没生过火的亚热带人，开始学习去适应北方的供暖。

　　装锅炉房的时候包工头信誓旦旦的承诺“包您满意”。但是当看到破木板沾着狗屎搭建的锅炉房屋顶的时候，他感到了被宰割羔羊的绝望，“交了钱，一切就由不得你了。”不熟悉中国国情的黄致阳很怀念发达国家条文清晰的租赁合同，水电费，租金递增费用，承租方作为弱势群体受到很完善的法律保障。

　　2008年金盏乡来了位“一揽子”的二房东，为艺术家处理工作室的所有杂事。又盖了很多厂房式的工作室，给老住户开始买暖风机实行“集体供暖”。尽管还是要交给二房东不少的费用，但是黄致阳至少可以安心创作了，“这些年来，2008年是我度过的最享受、最温暖的冬天。”那年他也没有为煤块中掺杂的石头块儿烦恼，也许理解一个国家，他需要更多的时间。

　　第二个“二十年”

　　金盏乡的租赁合同上他清楚的记得租赁期限是——20年，不过2009年，也就是他入住的第三年夏天，听说，这里要拆迁了。夏天传出来的消息，而后又没了动静。10月末的一天，北京进入初冬，没有通知，突然断水断电。

　　那时黄致阳即将举办一个新的展览，工作室的地上铺满了未完成的作品，无论什么情况发生他也必须先要把作品画完。于是黄致阳在0摄氏度的空间里，画了两个星期，终于把剩下的作品全部完成。“好在还有供暖，我的身边有个暖炉，把手烤热了就赶快画一下。”

　　2010年，黄致阳找到了现在这个位于顺义东六环的新工作室，这里原来是个纺织厂，堆积了很多机械零件，迅速的发现了这里，毫不犹豫的交了定金，黄致阳签订了新的租赁合同。这一次白纸黑字——依旧是20年。里面详细的条款里有这样的规定：大致是如果遇到不可抗力，必须无条件的搬走，没有任何补偿。而政府征地和拆迁，显然就是这种不可抗拒吧。

　　这次装修黄致阳花费了六十万，他的工作室南面原来还有个小院子，里面有二十几颗柿子树，几棵漂亮的大槐树和杨树，他在树下建了个狗舍，养了只藏獒。以为可以过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生活。去年房东把合同里规定的小院无条件收走了，盖上了新的厂房，没多久就住满了新房客。黄致阳热情的又充满感伤的给我们看手机里漂亮的柿子照片，“好在去年柿子树砍掉前，我把能摘的柿子都摘下来吃了。”

　　装修遇上“看病难”

　　今年是黄致阳在这个工作室的第三年，和其他艺术家闹腾的沸沸扬扬的拆迁风暴相比，他坦承自己是——幸福的。

　　“在这里遇到过什么问题吗”，我反问，没想到换来一个颇为心酸的故事。

　　“我很少生病，身体状态一直很好，但是就是拆迁搬家那一年我得了肺积水。”不用说，是又气又累。

　　搬到新工作室，黄致阳有大量的行李、作品，又没有地方住。事必亲躬的性格让他不得不盯着工程队的进展，他先隔出了生活区，要求工人做一个壁炉。给他们提供了壁纸，包工头又一口一个“没问题”，结果壁炉烧起来整个屋子全是烟。冷，冻到生病也要扛着，直到一个人扛不住了，他打了车去到医院，一检查——肺积水，要住院。

　　因为是台湾户籍，黄致阳要花费更多的看病费，折腾了半天还没有病床。后来他边咳嗽边给朋友打电话边打车又找了一家医院住了一个礼拜，“还不错，那里蛮温暖的，有供暖，早上还有送餐车。”

　　没有酒神也没有缪斯

　　远离主流艺术区，地理的距离让很多老朋友自然而然的就疏远了，他也很享受孤独的创作状态。

　　黄致阳不喜欢称自己是艺术家，因为“现在讲艺术家比商人还商人，所以我不大喜欢把自己讲成艺术家，因为我不大会做生意。在中国，艺术界和这个社会是一样的。艺术圈应该是比较清醒的，独立而具有批判性，作为一个谬斯或者癫狂酒神的代表。但是在这个社会里艺术和任何一个行业都一样，艺术家和政治人物、跟一般的市井小民商人争名逐利没有任何区别。”

　　和黄致阳有相同经历的台湾艺术家很多——自己安静的创作，却面临颠簸。黄致阳算运气好的，有的艺术家朋友扛不住，沮丧的离开了北京。用黄致阳的话来说“光着屁股走回家”。

　　他有一个老朋友，在行为艺术上坚持了很久，六十几岁了。比黄致阳来的早，卖掉了台湾一处不错的也是唯一的房产。1990年代，能够挣钱的艺术家一定是架上作品。所以那个做行为艺术朋友来北京在草场地待了两年，又跑到到宋庄待了两年，积蓄花光，水土不服一无所有的回家了。“很纯粹的艺术家没有办法在这里活着，我觉得我也蛮纯粹，只是说可能我的作品比较多元化，还可以混口饭吃。”

　　黄致阳今年就做了3个展览，他说不这样辛苦做就没法维持生计，只能不断的累积累积。面临着许多不公，行动派的黄致阳做的只是尽快找工作室，不和人发生争端。“年轻时我在台湾也是搞学生运动、社会运动的。但是来到这边就算了，我是搞艺术搞创作，不是跟这边做抗争的。”

　　由于和村民先前有不愉快的交涉经历，黄致阳没有和周边的人太多的来往，如果说有，大概就是隔年会接到所属辖区的的警官的电话：“台胞证快到期了，你快来办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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