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美术是否令人失望？2012年，中山大学哲学教授甘阳就此在一场美术界的学术座谈会上，与北京大学艺术史教授朱青生展开争辩。

　　一场在很多人看来就是“圈外人”挑战“圈内人”的争论，在时隔一年有余之后，突然在

　　网络上发酵，成为热点。

　　近日，来西安美院做讲座的朱青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回顾这场争议，并就近期中国当代艺术热点事件发表观点。

　　争议：没有当代艺术，就没有创新的发动机

　　华商报：你和甘阳的争论，时隔一年仍然在微信上传播和讨论，对此你怎么看？

　　朱青生：这事的传播度我都莫名其妙，我的观点是，如果艺术中没有当代艺术，就等于没有艺术，如果连当代艺术都搞不懂的人，谈的就不是艺术，谈论的是文化的技艺，是博物馆。我和甘阳并没有什么争论，只是他看不上艺术界的作为，就以贬斥我来表示了他的意见，这不是真正的学术讨论。我坚决反对文化进步论观点，但是如果一个人像“精神领导”一样的告诉我们只有他所知道某个旧玩意儿就是文化，你除了遵守和因循什么都不能做，这种统治人、压迫人的方法有待消除，因为这种行为妨碍人的进步！没有当代艺术，没有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就没有创新的发动机，当代艺术不仅仅是艺术，而是人类精神的先锋。

　　如果一个人对当代艺术轻易地否定，他不是简单对当代艺术界的否定，是对人格和人的价值的否定。甘阳是由一个社会政治学专家而成为思想家的，他对当代艺术的贬低，大概是因为他根本不在艺术之中。

　　收藏：今天买毕加索画作已经没有任何的冒险性和推进力

　　华商报：对于中国企业花费过亿资金收藏毕加索的画作你怎么看？

　　朱青生：首先我认为一个人买毕加索是个好事，可以为中国买一点艺术品。但也有危险性，买毕加索的画，不能以此为由贬低当代艺术，毕加索是老的艺术，有点如同当年中国的海上画派。今天买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冒险性和推进力。他的作品犹如文物和古董。第二，中国还是要建立起第一个世界艺术博物馆作为国策和社会公益文化建设来倡导。

　　目前我在邵大箴先生、范迪安先生领导下正在准备2016年的世界艺术史大会，与我共同筹备大会的世界各地的艺术史学会和研究机构、博物馆的有识之士，也都非常乐意帮助中国完成世界艺术博物馆的建设目标。要让国家和社会共同来做文化结构性工程，就像做社会福利保障一样，人们同时需要精神福利。

　　建立世界艺术博物馆这不是一个人的理想，而是五代人的理想，从康有为时代，就知道中国需要了解世界的艺术，到了蔡元培、徐悲鸿、邵大箴都曾想实现这一目标。

　　我从20多岁就想做成这事，现在让我做这事我已经没有精力了，已经是耗尽心血快要退休的人了，寄希望于下一代人就能做成。

　　本报记者 谢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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