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富强

　　承载着很多北京人童年记忆的北京少年宫上月告别景山。景山公园里至今还完整保留着元朝皇帝留下的、具有中华民族农耕文化体系的全部实物。元代的亲耕田、元代的灌溉水系、元代的粮仓、元代的官砝、元代的水碾遗物以及元代的水井等，这些元代遗物使景山成为中国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相融合最为典型的象征，元代皇帝的亲耕田就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标志。

　　在中国，自古就有男耕女织的传统，古代皇帝也不例外，同样要参与春种秋收的农业活动。在《春秋谷梁传》中讲：“天子亲耕，以供粢盛，帝后亲蚕，以供祭服。”这种自3000多年前流传下来的礼仪，被历代帝王所遵循，而且每到春季还要效仿去做农活。历史上景山是比先农坛更早的一处皇帝亲耕场所。《析津志》记载：“厚载门松林之东北，柳巷御道之南有熟地八顷，内有田，上自小殿三所，每岁，上亲率近侍躬耕半箭许……”文章中说元代皇帝亲耕处，就是景山北侧的一大片空地，七百多年前，这里就是皇帝亲耕的场所。

　　《析津志》又记：“厚载门乃禁中之苑圃也。内有水碾，引水自玄武池灌溉花木，自有熟地八顷，内有小殿五所。”文章中说的“玄武池”就是今天的北海，元代由北海引水到景山灌溉农田花木的水渠，现在依然完整、通畅。文章中说元代在景山用过的“水碾”，是元代特有的水动石碾，与北方农村常见的碾子不同，在南方，还有个别的地方使用这种元代的水碾。景山的水碾虽然早已被拆除，但是元代水碾上的碾轮却依然完好地保存在景山库房中。至今，还散落着一些元代水渠上的“封盖石”，保留着一口元代的皇家古井。元代的古井井口要比明清时期的井口大许多，景山元代井口直径达95厘米。由于长期使用的结果，在青白石雕刻的井口上，被井绳磨出一道道足有一指深的沟痕，布满了井口的内壁，更显古朴沧桑。

　　施工挖出两个元代官砝全国仅发现六个

　　2006年年初，景山公园在修缮东花房的施工中，挖掘出两个元代官砝，一个官砝上刻有三百斤的字样、一个刻有五十斤的字样。这样的石制官砝十分罕见，根据调查，目前全国仅发现了六个。在古代市场上，大宗的粮、盐、油、茶等货物，不可能用手提的小杆秤去一秤一秤称量，都要用一种类似于天平的衡器进行测重。这种衡器被支撑在一个坚固的支架上，上面架有衡木，衡木的两端系有绳索或挂架，一边为砝码，另一边放货物，以此测量货物的重量。几百斤的大砝码，就可以简单测量几百斤的重物。由于砝码都是官制的，私人不准随意制作或改动，所以称为官砝。在春秋战国以前，这种衡器已经普遍使用。景山原来古代遗留的衡器，保存在故宫。根据对中国古代度量衡制度调查，元代1斤为今天的610克。景山挖掘的两个官砝雕刻着“三百斤”字样，经过测重和换算，确定景山的两个官砝都符合元代的重量标准，可以认定这两个官砝都是元代景山亲耕田的遗物。

　　独具特色的两座元代皇家粮仓

　　景山不但有元代皇帝的亲耕田，更为重要的是：景山还保留着两座元代的皇家粮仓。游客从景山后街经过，抬头便可以看见这两组建筑，但是知道它是元代忽必烈粮仓的人却屈指可数。由于从外观上看，这两座建筑与一般的皇家楼阁没有太大区别，谁也不会将这两个建筑与元代皇帝的亲耕田联系在一起，更不会想到这是北京城中难以寻觅的稀罕物。

　　元代皇家的官仓称为“廒”，虽然都是装粮食用的，但是皇帝在宫殿后面的宫苑园林中设置谷仓，不可能建成过去农村粮食囤子的模样，关键是要与其他皇家建筑配套。建成既有皇家建筑气派， 又不失粮仓功能的全新建筑。在靠近景山北墙的东西两个侧门里面，西侧的粮仓称为“兴庆阁”，东侧称为“集祥阁”，这就是元代为皇帝在亲耕田边，专门设置的仓廒。

　　兴庆阁和集祥阁的样式、结构、色彩完全相同。阁楼的上顶为单檐四角攒尖顶，覆黄色琉璃瓦剪绿边琉璃宝顶，四角安置装饰跑兽。阁的南面有一个不大的券门，有木板门对开，由于墙壁太厚，阁内空间不大，四面光墙一通到顶。上架为全木结构的阁楼式建筑，四周骑墙头做围廊，廊内四面锁窗，窗脚嵌铜活加固。廊外四周设木围栏，围廊的入口设在阁楼的西北角西侧和东北角的东侧，只有在墙外架云梯才可以登上阁楼。如果推开窗向里面看，阁楼中间没有楼板，上下贯通，人们只可沿围廊环绕行走。

　　兴庆阁与集祥阁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墙厚达到3.3米，中间并没有夹壁墙，要比金代在北京东城朝阳门内修建的太仓、元代修建的仓廒墙壁，都厚许多。这在古代建筑中十分罕见。兴庆阁与集祥阁墙壁如此之厚，一方面是为了克服储粮后向外产生的巨大涨力，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持恒温；更为重要的是，在兴庆阁与集祥阁上，都建有方形的阁楼，四面开窗口，为了秋收时让皇帝可以看到人们扛着粮食，从仓廒上面的窗口往仓里面倾倒粮食的丰收场景。兴庆阁与集祥阁之所以采用这种建筑形式，完全是皇家园林中把谷仓作艺术化升华的结果。

　　元代遗迹反映中华民族多源文化体系

　　实际上，元代的任何一位皇帝也不会指望这点粮食解决什么问题，皇帝亲耕主要是为民示范，反映出皇帝对农业生产的态度和对五谷丰登的祈望。因为在中国，农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历代皇帝深知年景的好坏、粮价的起落会直接影响社会秩序安定和政权的稳固。忽必烈即位后，为了改变百姓流亡，土地抛荒的状况，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在《农桑辑要》卷首说：“凡先农之遗功，陂泽之伏利，崇山翳野；前人所未尽者，靡不兴举。”忽必烈在位三十余年间，北方基本上未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发展。乾隆皇帝也曾经说：“帝王之政，莫要于爱民，而爱民之道，莫要于重农桑，此千古不易之常经也。”

　　北京市少年宫搬出景山公园，将寿皇殿、观德殿、兴庆阁等建筑群交还给景山公园，这为北京中轴线“申遗”扫清了障碍，为景山公园按照历史功能恢复寿皇殿陈展创造了条件。此外，景山元代亲耕田与仓廒等实物证据的存在，有力驳斥了一些国外学者说中国只是农耕文化的伪宣传，是反映中华民族多源文化体系最好证物。因此景山元代亲耕田及其文化的保护，不仅是景山园林历史文化挖掘的问题，还是关系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大问题。

　　供图/张富强

　　(作者原为景山公园文化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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