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白旗三十九号院西墙题壁诗全景(1984年复制)。
“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疏亲慢友因财而散世间多。”横批：“真不错。”
香山正白旗39号老屋外景。
书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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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加佳
甲戌本《红楼梦》第一回中，脂砚斋的眉批有云：“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壬午除夕”，即1763年2月12日。照此推断，今年是曹雪芹逝世二百五十周年。
曹雪芹与《红楼梦》是中国人永恒的话题，几乎每一次有关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新发现都能引起人们的极大热忱。四十多年前，在香山发现的“正白旗39号”旗下老屋的题壁诗，当时便在红学界乃至整个华人圈引发了一场“地震”。“正白旗39号”到底是不是曹雪芹故居？曹雪芹何时来到西山？他的生卒年和生平经历如何？这些问题，自从老屋题壁诗发现后，便经久不衰，至今没有一个定论。
西轩题壁
1971年，刚从北京二十七中退休的舒成勋回到香山正白旗39号的老宅居住。舒成勋祖上是正白旗舒穆鲁氏，他家已经在这里世代居住了二百多年。此时，这所老宅已千疮百孔，连北房西头单间的檩条都断裂了。闲来无事，舒成勋决定好好拾掇拾掇这所老房子。一个惊人的发现，就在1971年4月4日这天横空出世了。
4月4日，舒成勋进城办事，他的老伴儿陈燕秀独自在家收拾西屋，准备修房。搬床时，陈燕秀一不留神，把西墙的灰皮碰掉了一块。此时，她隐约看见，墙皮剥落的地方有墨笔写的字迹。陈燕秀十分好奇，她试着把墙皮一点点揭下来，没想到字迹越揭越多。半天工夫，大半扇西墙的灰皮都被她揭掉了。看着满墙的字迹，陈燕秀有点儿六神无主了。当时，正值“文革”中期，她不知道这满墙的字迹会不会给自家惹来麻烦，便不敢再往下揭了。
掌灯时分，舒成勋从城里回来。一进家门，舒成勋的老伴儿和大哥就火急火燎地把他拉到西屋墙边。舒成勋看到，墙上写满了字，而且字句布局有序，排列整齐。有的是长方形，有的是扇面，有的是菱形。他仔细一读，发现这些字迹是诗词和对联，并且还有两处落款——“拙笔学书”、“学题拙笔”。
舒成勋的祖辈一直在旗营中做武官，只会骑马射箭，别说写诗了，连汉话也不常说。这墙上的诗是谁写的呢？舒成勋百思不得其解，一夜未得安眠。
第二天一大早，他又跑到小西屋去研究墙上的字。舒成勋后来回忆，墙上的字迹面积大概占整面西墙的60%，除了高处边缘被烟灶熏得有些发黑外，其他字迹都清晰完好，墨色如新。他数了数，墙上共有6首诗和一副对联(后文物部门考察时又发现一首诗)。其中写在墙面正中央的菱形对联最为引人注目：“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疏亲慢友因财而散世间多。”横批：“真不错。”
舒成勋让外甥郭文杰把题壁诗一一拍照。然后，他赶紧把家中发现题壁诗的事报告给了街道。虽然不知道题壁诗是谁写的，但舒成勋隐隐感到，这可能与曹雪芹有关。
1963年的传说
把题壁诗与曹雪芹联系在一起的，正是那副写在西墙正中央的菱形对联。其实，曹雪芹在西山写《红楼梦》的传说，一直在世居西山的旗人中间流传。只是直到196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些传说才被学术界和公众知晓。
1963年3月，中国新闻社记者黄波拉到卧佛寺附近的龙王堂看望同乡好友冯伊湄。闲谈中，黄波拉提到了文化部正在举办“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活动”。冯伊湄突然想起，自己的丈夫——画家司徒乔曾经有个学生叫张家鼎。张家鼎说，他的父亲张永海知道许多关于曹雪芹的传说。
黄波拉把这个消息带回到北京城。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遗产》编辑部找到了著名红学家吴恩裕，希望吴先生能到香山访问一下张永海。为了方便记录，吴恩裕邀请吴世昌、周汝昌、陈迩冬等学者一同前往。
当年张永海整60岁，是蒙古旗人，清末从八旗高等小学毕业。他家从清初就世代居住在香山门头村正黄旗军营中。张永海的父亲张霙泉少时喜欢编唱莲花落，能唱整本的《红楼梦》。从小张永海就从父亲那里听过许多关于曹雪芹的故事。
张永海说，雍正年间，曹家抄家后，从南方回到北京，住在东城的老宅里。曹雪芹因是皇族内亲，所以当过内廷侍卫。大约在乾隆十一年到十三年，曹雪芹不知道为什么不干了。后来，他又在右翼宗学当过“瑟夫”(即教师)，在那里认识了敦诚、敦敏兄弟。因为跟同事合不来，乾隆十六年前后曹雪芹离开宗学，住进香山正白旗专心写《红楼梦》。
他住的地点在四王府的西边，地藏沟口左边靠近河的地方。那儿今天还有一棵二百多年的大槐树。因为曹雪芹是内务府旗人，所以他拿每月4两银子、每季一担米的俸禄。那时，有一个叫鄂比的旗人与曹雪芹关系很好。鄂比能背着讲出全部《红楼梦》的故事。有一次，曹雪芹到亲戚家借钱，人家不借给他。鄂比就送给曹雪芹一副对联：“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有，疏亲慢友因财绝义世间多。”乾隆二十年春天下雨，曹雪芹住的房子塌了。因为曹家是被抄家的人，所以房子塌了也没人帮他收拾。鄂比帮曹雪芹在镶黄旗营北上坡碉楼下找了两间东房住下。
后来，曹雪芹的生活越来越穷，有时只能全家喝粥。但他什么都不管，只是一心写《红楼梦》。头发长了也不剃，穿着一件蓝布二褡裢(即没有领的蓝布大褂)，福字履，腰里常围着一个白布包袱，包着纸笔，不管走到什么地方，想写就写，听见别人谈话里有好材料，马上就记下来。有时候跟朋友喝着酒，突然就离席跑回家写《红楼梦》。因此，好些人都管他叫“疯子”。乾隆二十八年中秋节他儿子“闹嗓子”死了。曹雪芹伤心过度，天天跑到儿子坟上去哭。除夕那天，他也伤心而死。曹雪芹死后，人人都说：他和他儿子的死日子，占了两个“绝日”，一个是八月节，一个是除夕。
听了张永海说的传说，吴恩裕大为惊叹。这则传说，涉及的内容极广，几乎包括了曹雪芹回到北京直至逝世的全部生活。传说中有些能与已发现的史料相互佐证，有的还从未在文献中看到过。关于曹雪芹和他的儿子都死于乾隆二十八年，一个死于八月节，一个死于除夕的细节，吴恩裕认为，极有参考价值。父子俩都死于两个特殊的日子，这非常好记，在众口相传的传说中是不会被记错的。
吴恩裕等人做完采访后，张永海之子张家鼎把父亲说的传说，写成了一篇小文发表在《北京日报》上。直到这时，在西山旗人中流传了二百多年的曹雪芹传说，才被公众知晓。
值得注意的是，张永海讲的传说中提到鄂比送给曹雪芹的对联：“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有，疏亲慢友因财绝义世间多”，与舒成勋家墙上发现的对联有三字之差。而且从对联的对仗而言，舒家墙上的对联还显得更为工整。北京曹雪芹纪念馆馆员樊志斌向记者强调：“舒成勋家发现对联是在张永海讲的传说公之于众8年以后。传说和实物起到了互相佐证的作用。”
争议初起
舒成勋家发现题壁诗后，有关部门很重视。5月13日上午，社科院接到民盟中央的电话，希望社科院能派个专家给鉴定一下。当时，红学泰斗俞平伯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于是社科院便让红学家吴世昌前去考察。
令舒成勋失望的是，吴世昌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这所旗下老屋与曹雪芹无关。吴世昌在《调查香山健锐营正白旗老屋题诗报告》中写道：“题诗者并不署名，只写‘偶录’、‘学书’、‘学题’，可知是抄录他人的诗。从其抄错的字，可知他并不懂得做诗的技巧——平仄(例如‘底’误写为‘低’)，他本人文理亦不甚通顺，他所欣赏选录的‘诗’都很低劣。他的书法是当时流行的所谓‘台阁体’，软媚无力，俗气可掬。录者大概是一个不得意的旗人。这些题诗，一看即知与曹雪芹无关。”
吴世昌提到，曹雪芹的诗在好友中颇负盛名。虽然他流传下来、确实可靠的只有题敦诚《琵琶行》传奇的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但只从这两句诗也能看出其卓然不群的神韵了。敦诚说他“诗追李昌谷”，绝非溢美之词。
此外，吴世昌还注意到，一则扇形题诗记有“岁在丙寅清和月下旬”字样。有清一代，只有四个丙寅年，即康熙二十五年(1868年)、乾隆十一年(1746年)、嘉庆十一年(1806年)和同治五年(1866年)。康熙二十五年曹雪芹还没出生，嘉庆十一年曹已经过世四十多年，如果题壁诗与曹雪芹有关，只可能是乾隆十一年(1746年)。而吴世昌认为，根据传说和史料，乾隆十一年曹雪芹还没有移居西山。因此，题壁诗绝不可能与曹雪芹有关。
俞平伯看过吴世昌的报告后，深以为然。他在文后附上的《俞平伯附书》中写道：“我没有去西山实地考查，读了吴世昌同志的报告，非常清楚。壁上的诗肯定与曹雪芹无关。虽是‘旗下’老屋，亦不能证明曹氏曾经住过。吴的结论，我完全同意……”
樊志斌对记者说，后来有人考证墙上的诗的确不是曹雪芹做的，不过要说这些诗很低劣，那也有些委屈。经考证，这些诗大多出自雍正年间由浙江总督李卫主持修纂的《西湖志》，还有的出自《东周列国志》和唐伯虎之手。至于抄录者为什么要改变其中的字句，樊志斌说：“中国文人改前人的诗是很常见的。有可能是他认为写得不好，有可能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情感，也有可能是为了躲避文字狱。《红楼梦》中‘留得残荷听雨声’，就是改自李商隐的诗句‘留得枯荷听雨声’。相比起来‘残’字要比‘枯’字有味道多了。”
红学家的鉴定，令舒成勋有些沮丧，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只能用匪夷所思来形容。6月9日，北京市文物考古队竟然派人把舒成勋家的题壁诗给揭走了。当时舒成勋不在家，当他回来只见屋中留下一条小坡炕和一堆一堆的黄土墙皮、碎灰片。对于这一幕，舒成勋在回忆文章中的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既然认为题壁诗与曹雪芹无关，又为什么要揭走呢？樊志斌说：“只能说当时正值‘文革’，国家正常的行政机构已经停摆，人们的思维方式都不能用常理来解释。”直到1984年曹雪芹纪念馆开馆，题壁诗的原件才被送回纪念馆收藏。
题壁诗被揭走后，舒成勋和老伴儿开始打扫屋里的渣土。这时他才明白为什么墙上的字能历经两百年仍保存完好。原来有人在字上蒙了一层印花白纸，然后又在纸上抹了一层麻刀灰。看来前人是有意要保留墙上的题字。这更让舒成勋坚信，墙上的字一定是个重要人物写的。打扫房间的过程中，舒成勋和老伴儿又发现不少带字的墙皮。舒成勋数了数，大小16块灰皮上共有56个字，不过都不是完整的句子，能读出的词组有“苏秦”、“旁观啧啧”、“今日”、“为炊”等。
虽然老屋上的题壁诗没有得到专家的认可，但是舒成勋坚信自己的旗下老屋就是曹雪芹的故居。在墙上题字的那位“拙笔”很可能就是曹雪芹的朋友鄂比。他把赠给曹雪芹的对联“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疏亲慢友因财而散世间多”，写在了曹家的西墙上。墙上的字虽然已经没有了，但舒成勋把外甥拍的照片贴在墙上，把小西屋布置成了一间陈列室。
从此以后，各处闻讯而来的参观者络绎不绝。据舒成勋估计，几年下来有超过5万人次参观过他家的“曹雪芹故居”。参观者或提出疑问，或探讨学问，或为舒成勋提供材料，热情极高。小屋上的题壁诗，不但改变了舒成勋晚年的生活道路，也让他结识了许多《红楼梦》爱好者。时任北京风筝协会副会长的孔祥泽就是其中一位。
《废艺斋集稿》
以做曹氏风筝闻名于世的孔祥泽老先生今年已经93岁高龄。时隔30多年，他已经记不起跟舒成勋是怎么相识的。估计也是听说舒家可能是“曹雪芹故居”，便慕名而往。孔祥泽一直非常注意收集曹雪芹的资料，因为他的风筝就是按照曹雪芹留下来的风筝谱——《南鹞北鸢考工志》扎的。孔祥泽与曹雪芹的这部佚著的传奇，要追溯到70年前。
1943年，孔祥泽正在北平北华美术专科学校跟一位名叫高见嘉十的日本老师学雕塑。有一天，孔祥泽接到高见老师的通知，让他来看一本讲风筝的书。此前不久，高见嘉十突然对风筝发生了兴趣。春节期间，孔祥泽陪他到庙会买了许多风筝回来研究，还把自己的亲戚、曾在内务府风筝库当过差的金福忠介绍给高见。
孔祥泽赶到高见家才知道，高见的一位朋友金田收了一部古书，想让高见给看看值不值。这部书名为《废艺斋集稿》，十六开本大小，共分八册，内容涉及金石图章、风筝、编织工艺、脱胎技艺、织补染织、宫灯宫扇制作、园林建筑和烹饪。“这书很怪。它是一部手稿，而且里面还有很多图画。书的纸张大小不一，有的是用结婚用的喜账，翻过来写的，有的画甚至画在绢帛上。”孔祥泽告诉记者。
在封建社会，这类写工艺的书，不受重视，在《四库全书》中被归在杂书一类，不值钱。因此，这部《废艺斋集稿》到金田手中，已经是第四手了。据金田说，它最早是从礼亲王府流出来。
孔祥泽记得，当时一同看书的还有关广志、杨啸谷、金仲年、赵雨山、金福忠等人。关广志心细，大家浏览完了，他一个人又从头看。在看董邦达写的序时，发现了“曹子雪芹”四个字。关广志非常兴奋说：你们知道这书是谁写的吗？是曹雪芹写的！金田一听这话，赶紧问曹雪芹是谁？关广志说：曹雪芹你都不知道？就是写《红楼梦》的呀！金田一听此书是名家之作，立刻包起来不让看了。
高见嘉十劝金田说，这书不知道是真是假，不如让几位学者仔细鉴别一下才是。一干人好说歹说，金田才同意借大家抄一个月。不过，他提出约法三章：第一不许照相；第二不许弄脏了；第三他每天抱着书来，抄完了抱着书走。还有就是抄录者仅限在场的几个人，不能再扩大范围。
金田之所以答应让大家抄书，还有一个小插曲。金田非常好吃。几位学者当中的杨啸谷是位美食家，他每天按照《废艺斋集稿》中《斯园膏脂摘录》中的菜谱给金田做菜。《斯园膏脂摘录》也是《废艺斋集稿》中抄得最全的一册。
因为怕把书弄脏了，金田规定大家不能用毛笔，只能用铅笔抄。孔祥泽记得，画画的时候，金田举着书站在窗户外面，让他隔着玻璃摹绘图样。年代久远，许多订书的绳子都被虫子蛀烂了。众人说服金田，把书拆开，找手艺高超的匠人重新装订。孔祥泽说，把书拆成单页，他才得以把曹雪芹写的序言用铅笔双钩下来。(沿字的笔迹两边用细线钩出轮廓)“曹雪芹写的自序，比较用心，用的是行楷，里面内容就写得比较草了。”
原本说好借一个月，可第26天上，金田就要把书打包寄回日本。由于时间紧迫，孔祥泽等人只抄了全书的十之六七。给书打包时，金田让孔祥泽帮他写邮包上的地址。孔祥泽记得，邮包是寄往鹿儿岛的，收件人似乎叫羽信武夫。孔祥泽问金田，收件人是谁？金田说，是我自己。“你不是金田吗？”孔祥泽纳闷。此时，金田顾左右而言他，再也不接话茬儿了。孔祥泽由此推断，金田并不是他的真名。
“曹雪芹除《红楼梦》外唯一的佚著”《废艺斋集稿》，就这样自1943年惊鸿一现后，便再无音讯。对于手中的抄本，孔祥泽一直非常谨慎，他希望能在日本找到原书后再披露。不过，1973年经不住吴恩裕先生再三劝说，孔祥泽同意他在《文物》杂志上发表发现《废艺斋集稿》的论文。如孔祥泽所料，《废艺斋集稿》一经披露便引来了许多人的怀疑，甚至文博大家朱家溍都曾撰文不客气地称其为“假古董”。
无巧不成书。吴恩裕的文章发表以后，被日本早稻田大学教育系研究中国学术的松枝茂夫教授看到了。1973年10月，松枝茂夫找到了高见嘉十。高见嘉十回日本后，居住在富山县上新川郡大泽野镇。可惜，松枝茂夫见到高见嘉十时，高见已患脑动脉硬化，许多记忆都丧失了。当松枝茂夫把《文物》杂志上的风筝图片拿给他看时，高见点了点头说：“记得，我还给改了一改。”高见嘉十这句话说得有些含混，不知是改过孔祥泽临的《废艺斋集稿》，还是改过孔祥泽画的风筝样子。“虽然高见嘉十回应得不太明确，但至少证明有高见嘉十这个人存在。孔老的话绝不像有人认为的是空穴来风。”樊志斌对记者说。
后来，有人在日本多方寻访金田氏，但始终无果。《废艺斋集稿》是否仍存世，直到今天还是一个谜。
孔祥泽说：“刚看舒成勋家题壁诗的照片时，我认为那绝不是曹雪芹的字。可当我看到舒成勋拿出的碎片上的字时，一眼便认出其中有曹雪芹的字。我记得有一句是‘今日无米为炊’，那是曹雪芹的字。”
书箱出世
相识不久，孔祥泽给舒成勋带来一个大情报：“城里有一家，发现一只家存的木质书箱，上面刻着兰石、题诗和‘拙笔写兰’的字样。兰草画得好，那字写得更好，笔力太足了。”舒成勋一听便兴奋起来，忙问：“年代呢？”孔祥泽答：“乾隆二十五年。”舒成勋一听这话，立刻就要进城去看看。那位收藏者正好出差，舒孔二人约好一周之后前去拜访。
书箱的收藏者名叫张行，家住鼓楼大街，是一位工人。一见面，舒成勋就认出来了，敢情张行不止一次去参观过舒成勋家的题壁诗。他还向舒成勋询问过：“拙笔”是怎么一回事？“处士”又是什么意思？原来，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红学爱好者，他家里就存着一对“拙笔写兰”的书箱呢。
在舒孔两位的催促下，张行拿出了两只家传的红松木书箱。只见两只书箱开合的一面各刻着一小丛兰草。一只书箱上刻着“题芹溪处士句”等字句；另一只书箱上刻着“拙笔写兰”、“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等字句，书箱背面则刻着五行书目。孔祥泽告诉记者，这五行书目与他双钩的曹雪芹自序和舒成勋家题壁诗的部分字迹，别无二致。
张行告诉舒孔二人，书箱是他祖上传下来的。祖辈传下来的话说，这是别人存在他家的东西，万万不可损毁，为的是日后留个纪念。不过，早年为了给母亲看病，张行把书箱中的书卖了1000多元钱，只是书箱无法作价，这才留了下来。
众所周知“芹溪”乃是曹雪芹的自号之一，书箱上又有“拙笔写兰”的字样，此“拙笔”与在舒成勋家墙上题字的那位“拙笔”，会不会是一个人呢？舒孔二人怀着激动的心情从张行家出来，他们感到题壁诗、曹雪芹自序和张行家的书箱，有可能就是相互印证的几件文物。
孔祥泽把张行家书箱的事告诉给了相熟的红学家吴恩裕。不久，吴恩裕邀集故宫专门研究木器的泰斗级人物王世襄和时任文化部副部长袁水拍，一起到张行家看了书箱。王世襄认为，从书箱的木质来看，确为清代乾隆中期之物。吴恩裕则仔细比对了孔祥泽双钩的曹雪芹手书和书箱上五行书目的字，发现两者中“语”、“之”、“为”等字完全相同。据张行讲，他家早年藏书上，多有“春柳堂藏书”的图章。据此，吴恩裕推断，张行可能是曹雪芹挚友张宜泉的后人。
虽然张行的书箱已得王世襄的认可，但是关于书箱的质疑依然不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文物鉴定专家史树青。据说，史树青看过书箱后认为，它的规制和边款题跋都有问题。还有人攻击张行冒充张宜泉的后人招摇撞骗。面对眼前的纷纷扰扰，张行来了个闭门谢客，谁也不见了。
至今，樊志斌仍为张行抱屈：“说他是张宜泉的后人，那是吴恩裕先生推断的，人家张行自己并没有那么说。用这件事攻击人家，有失公道。”
与张行的处境相似，孔祥泽和舒成勋也受到了类似的攻击。有人写文章说，舒成勋“东拉西扯，穿凿附会”，“玄乎其玄，离奇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甚至有人火药味极浓地说：“不允许有人故意地弄虚作假，把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研究工作引向歧途！”只能说，当时“文革”未远，不论是学者还是普通人，都没有学会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学术讨论很容易就演变成了一场道德审判。
丙寅年
1980年夏，正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胡德平与几个大学同学一起拜访了舒成勋。历史学科班出身的胡德平，对这类历史题材抱有天然的兴趣。当天，胡德平等人与舒成勋从上午10点半一直聊到中午12点。中午他们回城吃过饭，想想不过瘾，又杀回舒老家，一直聊到晚上6点多。与舒成勋的谈话，一下子让胡德平对曹雪芹在香山的生平活动产生了不可抑制的兴趣。从此，他便成为“故居说”最有力的支持者。
如今已在北京收藏界赫赫有名的“片儿白”——白明，当年还是民族大学的一名大学生。由于业余学满文，他经人介绍成为了胡德平的助手。白明至今仍记得第一次见到胡德平的情景：“他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脚下一双旅游鞋，骑着个自行车，风尘仆仆的。”当时，胡德平在香山已经考察了两年多，一是要寻访曹雪芹在香山活动的遗迹，再有就是考察清初香山地区的驻军情况。那段时间他经常从城里骑自行车到香山，3年骑坏了6辆自行车。
清初香山的驻军情况与曹雪芹故居有何关系？说来话长。当时学界对于“正白旗39号是不是曹雪芹故居”的争论，主要集中在题壁诗中的“丙寅年”上。如前所述，有清一代只有四个“丙寅年”，与曹雪芹生活年代相符的只有乾隆十一年。反对者的论据是，正白旗39号原是健锐营的营房。健锐营始建于乾隆十四年，这所旗下老屋自然不可能早于乾隆十四年。因此，此“丙寅年”不可能指的是乾隆十一年，而应是嘉庆十一年，甚至更晚。
胡德平不同意这种观点。他翻阅典籍发现，早在康熙十六年，康熙皇帝就在香山一带建立了行宫。到了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又把香山行宫改建为静宜园。既然香山一带自清初就有行宫，那么这里就不可能没有驻军和营房。正白旗39号的旗下老屋，很可能是健锐营成立之前就建在这里的香山驻军的营房。健锐营成立后，这些营房与健锐营合并了。
这一推测有没有证据呢？白明告诉记者，他与曹雪芹纪念馆的元老之一严宽在挂甲塔发现的一块康熙禁碑证实了此说不虚。1983年左右，他与严宽来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废村，村里唯一的住户李阔亭老人给他们展示了一块碑。白明至今清楚地记得碑文：“山前龙脉之地，奉旨永禁开窑。若有光棍偷挖，立时解拿，按律治罪。”落款：“康熙四十四年八月×日。西城兵马司。”白明说：“这个‘西城’可不是今天西城区的‘西城’。清代西山一带归宛平县管，这一带的驻军就是西城兵马司。”找到了“西城兵马司”的禁碑，“乾隆十四年以前，西山一带无八旗驻防”之说也就站不住脚了。
据樊志斌告诉记者，1977年文博大家张伯驹也曾探访过正白旗39号。他看过题壁诗的照片和舒成勋家中的文物后说：“我不是研究《红楼梦》的，只是研究书画文物以考证历史。按发现之书体、诗格看，断为乾隆年代无疑。”张伯驹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丙寅年”就是乾隆十一年。
樊志斌对记者说，考证正白旗39号到底是不是曹雪芹故居，牵涉的问题极多。其中既牵涉曹雪芹何时生，何时死，在北京的经历，何时到西山等问题，还牵涉清代的八旗制度，清人写诗的习惯等问题，非一两句话能说清。
由于曹雪芹的生卒日期没有文献记载，所以学术界都是以死推生。敦诚为曹雪芹写的悼亡诗有云：“四十年华付杳冥”。据此，周汝昌先生认为，曹雪芹去世时应是40岁，由此推算，他应当生于1723年前后。也就是说，雍正六年曹家被抄家时，曹雪芹年仅5岁。不过，曹雪芹的另一位朋友张宜泉的诗中又称曹雪芹“年未五旬而卒”。“四十年华”和“年未五旬”，前后相差了八九年之多。樊志斌则认为，曹家档案中曾记载，康熙五十四年曹家有一妇人有孕，由身份推断，这个妇人可能是曹雪芹的母亲。曹雪芹应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前后。这样推算，曹家抄家后举家遣返北京时，曹雪芹应当为13岁左右。“一个5岁便家道中落的孩子，怎么可能写出《红楼梦》里的繁华景象呢？作者必然是经过见过的。”樊志斌说。
那么，曹雪芹何时到西山的呢？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一书中认为，曹雪芹应该是在乾隆二十一年前后来的西山，理由是乾隆二十二年敦诚赠曹雪芹诗云：“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吴恩裕则认为应在乾隆十九年之前，因为《南鹞北鸢考工志》中提到乾隆十九年年关，于叔度曾冒雪到西山给曹雪芹送过年货。
樊志斌则认为，曹雪芹在雍正末年就已经到西山了。雍正十一年曾发生过一起老平郡王敲诈绥赫德的案子。老平郡王是曹雪芹的姑父。绥赫德是接替曹家任江宁织造的人，曹家被抄之后许多家当都被皇帝赏给了绥赫德。绥赫德卸任回京后，老平郡王曾以缺钱花为名派人向绥赫德要了五千两银子和一些从曹家抄没的古董。后来此事被雍正皇帝知道，因为平郡王福彭当时正得皇帝赏识，所以此案糊里糊涂地变成了绥赫德向老平郡王行贿。绥赫德还因此被发往北路军台效力。绥赫德之子受审时透露：“曹家人往老平郡王家行走”。清代“行走”是当差之意。樊志斌认为，当时曹家在平郡王家当差的男丁可能是曹雪芹，而老平郡王又是在为曹家拔份，曹雪芹与此案难脱干系。他说，虽然雍正皇帝没有追究老平郡王的责任，但是曹雪芹很有可能因为此案从平郡王府出来了，为躲风头，可能在这前后住到了西山旗营。此后，曹雪芹可能在城里和西山都有家。因此，题壁诗写于乾隆十一年也就不奇怪了。
“拙笔”是谁？
即便曹雪芹确实在乾隆十一年之前已经住在西山，怎么就能断定正白旗39号就是曹雪芹故居呢？既然正白旗39号的题壁诗都出自“拙笔”之手，那么这间旗下老屋会不会是“拙笔”的故居呢？许多人都提出类似疑问。
“拙笔”是谁，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胡德平、舒成勋、孔祥泽等人认为，“拙笔”就是赠曹雪芹对联的鄂比。据当地传说，鄂比是正白旗人，人称醉鬼鄂三，为人见义勇为，急人之难。他虽然文化不高，但擅长绘画，是曹雪芹在西山时期的密友。“拙笔”、“鄂比”，似乎存在一种谐音。张行书箱上“拙笔写兰”几个字，跟题壁诗中“拙笔”的签名极为相似。既然“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疏亲慢友因财而散世间多”是鄂比送给曹雪芹的，那么他就极有可能把这副对联题在曹雪芹家的墙壁上。
同是“故居说”的支持者，樊志斌却不认为“拙笔”是鄂比。他认为，“拙笔”就是曹雪芹本人，墙上的题字都是曹雪芹写的。“如果‘拙笔’是鄂比，他怎么能在朋友家题一墙的字呢？这说不通呀！”樊志斌对记者说。
曾经双钩过曹雪芹自序的孔祥泽老先生却不同意这一观点。他对记者说，正白旗39号墙上的字出自两人之手。其中大部分是“拙笔”写的，只有铲下来碎片上的个别字是曹雪芹的。“拙笔的字是台阁体，好学。曹雪芹的字根本学不了。他的草书是章草，章草跟我们现在的今草不一样，它是汉隶的草书。曹雪芹擅长在瓷上写、在漆上写，他用一根很长的笔探到物件里面去写、去画。那没有功力根本不行。要说墙上的字都是曹雪芹写的，那是吹牛。”孔祥泽说。
然而，2008年一次笔迹鉴定的结果，却与孔老的观点相左。2008年底，为曹雪芹纪念馆拍摄专题片的摄影师王全利，把公安部物检中心专家李虹介绍给曹雪芹纪念馆。作为笔迹鉴定专家，李虹曾为许多刑事案件作过鉴定。曹雪芹纪念馆把题壁诗原件、《南鹞北鸢考工志》“曹雪芹自序”的双钩摹本和张行家书箱“五行书目”的原件都提供给了李虹。经过几天的鉴定，李虹给曹雪芹纪念馆出具了鉴定意见。鉴定称：正白旗39号题壁诗所有诗文，皆为一人所书，不存在多人并书的情况。正白旗39号“题壁诗”、书箱“五行书目”和《南鹞北鸢考工志》“曹雪芹自序”三者笔迹一致，为一人所书。
记者比对“自序”双钩字迹和“题壁诗”字迹后，觉得二者之间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对此，李虹解释：“一个人从初学写字，到临帖，再到最后成为一名大家，前后几十年中字体有很大变化，但是其中有些稳定的东西是变不了的。文字鉴定与一般的书法鉴赏不同，它有一整套科学理论，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
“故居”还是“纪念馆”
关于“正白旗39号到底是不是曹雪芹故居”的争议虽然还很炽烈，但在胡德平、海淀区委和北京植物园的努力下，1984年，“正白旗39号”老宅整修完毕。工作人员不但按照正白旗营房原有的规制，用老料把“正白旗39号”重建了，而且把铲掉的字也按照原来的大小位置重新复原了，但到了为纪念馆题名时，却出了一个小插曲。
由于当时白明跟溥杰关系不错，所以大家委派他去找溥杰题字。白明记得，摆好了笔墨纸砚后，溥杰题写了“曹雪芹”三个大字。可写完这三个字后，溥杰坐在椅子上抽起烟来。当时还是毛头小伙的白明纳闷地问：“二爷，您怎么不写了？”溥杰若有所思道：“歇会儿。”歇了一会儿后，溥杰把烟一掐，把写好的“曹雪芹”三个字团了，重新铺上纸，大笔一挥写了“曹雪芹纪念馆”六个大字。白明对记者说：“我一看就傻眼了。大家让我来求的是‘曹雪芹故居’，这怎么成‘纪念馆’了？我说，二爷，这我没法交待呀！可是溥杰什么也没说。”
果不其然，一同为筹建“曹雪芹故居”忙活了好几年的严宽等人一看“曹雪芹纪念馆”几个字就不干了。他们埋怨白明说，“故居”和“纪念馆”可不一样，纪念馆建在哪儿都行，故居就这一个呀！白明感到没完成任务，又找到溥杰。溥杰对白明说：“我不是红学家，我没有权力写‘故居’，请体谅我这份担当。”
1984年4月22日，曹雪芹纪念馆举行了开馆典礼，几乎当时所有的红学家都参加了典礼。虽然他们对于“故居说”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为曹雪芹建一座纪念馆，大家都举双手支持。
三十年过去了，“正白旗39号”是不是曹雪芹故居的争论还在继续。但不管怎么说，“正白旗39号”的发现，为红学研究打开了一扇窗，也重新点燃了人们研究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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