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太原路市场正式挂牌后，门口设了个摊，收1毛到2毛不等的门票。 云洲古玩城 王建村

1997年，太原路邮市整体迁入云洲大厦。邮市归于平淡，但仍常有集邮爱好者在这里翻动集邮本。 云洲古玩城 王建村

　　晨报记者 张智丽

　　“我的第一桶金，就在1988年。两块砖头压张报纸，就算个摊位了。我先试试手，从其他摊位进了两版T92儿童版票，每版50套，进价2毛一套，2毛1成交。一下就赚了1块钱。这给我带来很大的喜悦，觉得这个生意还蛮好赚的。 ”

　　2013年9月25日，初秋的阳光透过梧桐叶，洒落在太原路上。路边几个老人坐着闲聊，问起当年的太原路邮市，遥指路的顶头，只有一句话：“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

　　太原路、肇嘉浜路路口，车流熙熙攘攘，看不出一点当年国内四大邮市之一的痕迹—这里，曾经聚集了一群从四面八方赶来的集邮爱好者，聚集了最早从小小邮票中嗅到商机的“打桩模子”，聚集了在这里下海、翻腾、最后或发达或沉寂的大小邮商。1991年邮市热潮时，这块不大的绿地间，曾经里里外外挤了约摸上万人。有人在这里找到了丰富生活的乐子，有人在这里获得满足物欲的快感，也有人在这里演绎出一段精彩的人生。

　　冲不掉的弄堂“游击队”

　　198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人们开始寻找工作以外的娱乐。“集邮，因为门槛低，成为当时最大众的选择。”上海市档案馆《档案春秋》责任编辑徐烜说。“老太原”阿华，当年还是初中生，住在东安路。喜欢集邮的他，常常步行6站路，去位于思南路、淮海中路的邮局门市部。那里聚集了不少集邮爱好者，大家互相切磋，交换有无。“集邮就讲究配全套，你有我缺的，我有你缺的，那种寻寻觅觅终于配齐的感觉，真的是喜悦！”

　　物物交换很自然地发展出物钱交易。一些人嗅到了商机。“当年有个"小胡子"，每年年初生肖邮票发行时，就到邮局门口排队，多买几套，等到邮局没货了，几分钱的邮票能加价到一毛多出手。”对于当时工资还很低的人们来说，几分几毛也够刺激了。

　　不过，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自由市场还算是资本主义的尾巴，邮票交易要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经常有执法部门来冲，抓到不得了，不但邮票要充公，还可能被告到单位去。有的人干脆把(集邮)本子扔掉，假装居民走出来。”

　　从1980年至1983年，由于这种自发形成的邮市经常被冲，人群从思南路邮电局，转战到南昌路，再到人民广场三角花园，再到中山公园等地。“我们就像一窝兔子一样，冲散了又聚拢，冲散了又聚拢。”“老太原”们回忆起这段往事，还带着当年的兴奋。最后，大家找到了太原路口的肇嘉浜路街心花园，在此安定下来。

　　生活在邮市中改变

　　进入1985年，太原路邮市已经十分热闹了。尤其是下午4点、大家下班后，以及休息日，全市的集邮爱好者都爱拿着集邮本子往这跑。

　　那时的阿华，在读技校。家里还是老样子，能给他用的零钱非常有限。他依然强烈地喜欢着集邮，几乎每天都来太原路邮市，不仅能出掉多余的，配齐全套的，运气好的话还能“捡漏”。

　　1985、1986年的中国，开始从单调变得多彩起来。年轻人开始迷上台湾的流行歌曲。“邓丽君、张行的歌实在太好听了，我很想买一台四个喇叭的录音机。没钱啊，怎么办？卖邮票。我和弟弟拿着两本邮票本跑到太原路。整本出价钱低，不合算，我们就一套一套卖。我们拿着本子站在那里，等其他集邮爱好者或黄牛来问价，价钱合适就出。一套能卖到三四块钱，多的卖到10块左右。第一个晚上，我们卖到路灯都亮起来了。第二天继续，卖了整整一天，卖掉了两本，赚了290多块钱，拿去买了录音机。”

　　阿华说，他还曾经为了买条牛仔裤，30几块卖掉了一组四方联“猴票”。等他工作后，他才用好几倍的价钱，把这些邮票一套套地买回来。

　　阿华卖掉的猴票，正是1980年2月15日，中国邮票总公司发行的中国第一张生肖邮票—“庚申年”猴票。

　　1985年，太原路邮市迎来了邮市的第一个高潮。当时的媒体有文称，一些高价倒卖邮票的“邮贩子”混杂其间，他们手中握有几十版、甚至上百版的紧俏邮票，随意哄抬价格，从中谋取暴利。阿华30几块出手的四方联“猴票”，最高售价达到过100多元！一时间蘑菇亭下人头攒动，邮品价格时涨时跌，简直像个股票交易所。

　　但更大的波澜还在后头。

　　1991年的邮市热潮

　　1985年-1988年间，尽管太原路邮市已成气候，但仍属于民间自发的邮票市场，屡遭取缔和冲击。直到1988年10月4日，经徐汇区人民政府批准，“太原路邮票交换市场”才正式挂牌，成为全市第一个露天邮票钱币收藏品市场。

　　这一年，阿华开始尝试做邮票生意。“我的第一桶金，就在1988年。两块砖头压张报纸，就算个摊位了。我先试试手，从其他摊位进了两版T92儿童版票，每版50套，进价2毛一套，我叫价2毛2，2毛1成交。一下就赚了1块钱。这给我带来很大的喜悦，觉得这个生意还蛮好赚的。后来我又买了点梅花，也是两版，挣了7块钱。这个赚钱速度大大超过工资，4个周日来回捣，一个月可以挣两三百。”讲起往事，阿华依然神采飞扬。

　　1990年，邮市在经过五六年的萧条后开始复苏，到1991年时已达高潮。太原路邮市中，连站人的地方都没有，许多人只能把摊摆到邮市外的人行道上，后来连马路对面都是人。邮票先是一个月一个价，后来一周一价，再后来一天一个价，最后几乎达到一个小时一个价的程度。

　　“当年有个外来的邮商，拿了一笔资金来炒赈灾版票，手下6-7个人打工，帮他在市场上"统刮"，整个市场上的赈灾版票都被他收进，一版40块的邮票，眼看着被刮到200块、600块。”

　　邮价变化太快，以致出现了这样一群“超级滑板手”：他们整天在市场中挤来挤去，东边的价格一上涨，他们就从几十米外的西边买进，加价几毛钱到东边卖出，利润虽低但量很大，一天收入也有几十上百甚至上千元。

　　这年间，阿华既看到了一夜暴富、手拿大哥大、牛气十足的大邮商，也目睹了邮市中各种神奇的小人物。“有个"红帽子"，他专门从黄牛手上"打本子"。比如黄牛50块进的本子，100块卖给他，他一套套卖掉，一天就能搞定，最后赚个几块钱。非常准，从不失手。打完一本，他就很得意地朝大家看看，拿着几块钱去买棒冰，或者门口王老头的油煎饼。”

　　“门口王老头的油煎饼，在我们"老太原"心里，是全上海最好吃的油煎饼。最热闹时一天能卖出上千个。王老头卖煎饼赚了钱，也收了不少好版票藏着。”

　　1997年，疯狂的卢工邮市

　　1991年的邮市，最终以邮政公司的大量增发而偃旗息鼓。1996年底，邮市再度迎来一波热潮，只是这次的焦点，转移到了离太原路邮市不远的卢工邮市。

　　卢工邮市同样是中国邮市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它脱胎于思南路上的自发邮票交换地，从马路迁入场馆，1996年改建，卢工邮市以其全天候经营、有包厢设席位的最好状态，迎来了1997年邮市的疯狂。

　　徐烜回忆当年卢工的情景—四四方方的场子里，人挤人，都能闻到对方的汗臭味，他带去的一套邮票，仅仅在场里转了半小时，叫价就上涨了20%。

　　那时，邮商们都赚到了钱，人手一只手机，但在场内根本别想拨电话，大家都在抢信号。由于当时的成交量很大，不少买家怕人多手杂，都是二三十万现金绑起来，顶在头上入场。

　　有报道称，1997年3月，卢工邮市人丁最兴旺的时候，就连门票都限量发行，晚一点去的人无法进场。于是住在附近的退休老头老太便多了个赚钱的机会—清早起床赶赴邮市买票，进场随便买几百块钱的邮票。等日渐中午门票告罄时，出门兜售，门外饥渴难耐的人群往往把这些货一扫而空，一个早晨也能净赚数十上百。

　　当所有人都沉浸在财富日增夜涨的癫狂中时，暴跌随之而来。1997年7月，香港回归金箔邮票发行，面值50元，争购的市民彻夜排队。邮票一上市就被炒到了400元，随后一路狂跌，只用了一两个月就跌到13至14元。

　　列举崩盘的数字是一件残酷的事情。如果一个品种的跌幅是50%，拥有者一定会感到非常欣慰。如果跌幅是90%，拥有者大概也不会惊讶，往卢工邮市扔三块砖头就能砸到两个这样的人。

　　邮市人生归于平淡

　　阿华说，不少从太原路走出来的大邮商，都是在1997年这波邮市炒作中，财富被一夜削平。有的卷款而逃，有的一蹶不振，有的另转他行。因为父亲的阻止，两波邮市高潮中，阿华都没有下海炒邮。多年混迹邮市练就的眼光，让他通过几个邮资封片的长线投资，稳扎稳打地赚到了两套房。

　　1997年2月，经历了14年风吹雨打的太原路邮市，整体迁入大木桥路的云洲商厦。一部分懂邮且执着于邮市的“老太原”随之而来，在5楼和6楼驻扎下来。几年后，从单位下岗的阿华如愿在这里租了个摊位，成为一名真正的邮商。

　　如今，曾经火爆的邮市日渐归于平淡。邮商们也日渐习惯，心态平和地看着集邮爱好者翻动着他们的本子，不管回忆中有过多少喧哗与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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