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的东四地区，住着一位古瓷片收藏家曲永建，曲先生家居繁华闹市的一隅，幽静胡同里的一个大院。据说是祖上留下的产业。进到里面，让人不禁产生“大隐隐于市”的联想。曲先生瘦高个儿，戴着眼镜，颇有学者风度。他是“老三届”，1969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内蒙古丰镇插队，后来招工到集宁，上世纪90年代才带着9岁的儿子回到北京。一度真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只能蜷缩在祖上遗留的小屋里度日。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也没有放弃对瓷片收藏的热爱，如今他依然没有挣到大钱，但为北京的历史研究作出了一份扎扎实实的贡献。

　　热爱掩埋在地下的生活瓷片

　　曲先生回到北京以后，正赶上北京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工程，他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资源，这就是掩埋在北京城地下大量的生活瓷片。

　　那时候，他每月的工资只有140元，但将大部分钱都投入到瓷片收藏中去了。为了弥补资金的不足，他甚至忍痛将自己收藏的古钱币都变现了。他起早贪黑上工地，下地槽，一把铲子，一只口袋，爬上爬下地搜寻瓷片。饶是这样，他也不可能时时都在现场，盯守任务就交给了民工，而且还得“按质论价”，付给他们一定报酬。那时，竞争也是很激烈的，片友们也有很多，他们也时刻盯着，有的人不惜血本，志在必得，曲先生也常常争不过人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将好片拿走。

　　但曲永建先生不是那种为猎奇，或为升值而收藏的收藏家，而是立志对古瓷片做出自己的研究成果的收藏家。

　　他发现了北京土层与年代的关系

　　他对北京地区土层与年代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经过对朝阳门地区、王府井地区、西单地区出土瓷片的年代认证：距地面1米至2米5为清代土层；2米5至4米为明代土层；4米以下为元代及以前土层。一般每立方米土能出土1至2块残瓷片。由于自然风沙和人为的垃圾堆积，北京的地平面，从公元1400年至1900年的500年间，大约平均每年上升0.6厘米左右，也就是说，北京现在的地面比明朝初年上升了大约3至4米。

　　他发现，元末明初瓷片多出在4米左右的生熟土之间，从出土瓷片的质量和数量上分析：明初以来，京城人口从西南逐步向东北方向发展，东面接近现在的东三环路，北侧仅到现在的二环路附近。

　　而清中期以后的瓷片较少，估计当时部分垃圾已开始运往城外。

　　这从侧面印证了北京的城市发展史，即辽金瓷片多出土于原宣武区，而北部出土的多为明清景德镇窑瓷片。

　　他还发现，老城区的街道两侧十余米内少有瓷片出土，估计明清时代的街道比现在的要宽。当时城市垃圾的处理方式是就地挖坑填埋，不少瓷片出土时器底残存粪土，估计当时是扔在自家的厕所里。

　　另外，西单地区出土的古瓷片比其他地区出土的瓷片质量要高，尤其是清早期的定烧器大多出自西部，说明西部地区的居民比其他地区富裕，也印证了北京“东富西贵”的民谚。

　　曲永建先生不是什么考古学家，他从一个民间爱好者的角度，花费那么多的精力、时间还有金钱对北京地区出土的古瓷片进行了系统的收集、整理、研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是一位赤子对祖国文化遗产的无比热爱，对首都北京怀有深厚感情的拳拳之心。

　　珍贵藏品佐证一段有争议的历史

　　曲先生在2003年由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残片印照的历史》，2011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著作《北京出土瓷片断代与鉴赏》。这两部著作，在一定范围内填补了某些资料的空白。如：他认为简体字在中国的出现不是现代的产物，在明清瓷器上就有“銮”、“万”、“制”、“云”、“宝”等不同的简化字体存在。曲永建先生出书的目的，不在扬名，也不是为了逐利，而是与更多的古瓷爱好者和研究人员分享自己的点滴收获和体会。此后，时常有年轻人或叩门求教或电话咨询，他们中大部分喜欢古瓷器，为增长见识而来。对于虚心上门求教者，曲先生都热情相待，真诚与之交流。令曲先生感到欣慰的是，有些学生如今已成为陶瓷学院的老师。在曲先生的知音中，不乏国内外著名的陶瓷专家。苏富比亚太区总裁、中国陶瓷首席鉴定官朱汤生先生就曾光顾曲先生的瓷片工作室，故宫博物院著名瓷器专家耿宝昌先生还亲笔题写“拾遗补缺”四字，赞曲先生多年来潜心研究古瓷片这一“冷门”课题。

　　在逾万件藏品中，最令曲先生感到兴奋和自豪的是那些明代民窑“干支款标准器”，被他称为“藏品的精髓部分”。行家皆知，民窑的断代比官窑要难，因为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从元到明早期民窑瓷器基本无款。一些地方的窑厂用干支款来替代当时的年号，这些“干支款”有助于研究者为出土的陶瓷断代，因而研究价值极高。目前曲先生已拥有40余件明代民窑“干支款标准器”，超过世界上任何一家博物馆同类藏品的数量。

　　说到珍贵藏品，曲先生还提起他几年前幸遇的那块有“崇祯年制”款的黄釉(御用器)瓷片。据史记：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神宗遗诏明确提出“烧造等项，悉皆停止”，到天启、崇祯时，生产官窑瓷器的窑厂已经关闭。这一史记令国内外收藏界对现存于世的天启、崇祯官窑仍有异议，黄釉(至尊之色)“崇祯年制”刻款的出土瓷片证实了“御用器”的存在，可由此推测天启、崇祯时还是偷偷烧了一些瓷器，只是数量不多，难觅实据。在行家眼里，该瓷片的史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极高。

　　仍在为陶瓷专业的学生上课

　　曲永建先生已过耳顺之年，他没有安享清福，至今仍在研究古瓷片，他孜孜不倦地编写讲义，为陶瓷专业的学生上课。他在一家热心文化的企业赞助下，开办了一家名为“源浩”的古瓷片艺术博物馆，还兼任一家艺术品拍卖公司的顾问……

　　说到兴奋处，曲先生又拿出近年捡漏的一件清雍正仿汝香炉，其胎体手感沉重，釉层肥厚莹润，只是炉耳残缺，被曲永建先生巧妙地修补起来。笔者感觉此炉如果完整上拍，恐怕数百万元也拿不回来。

　　曲永建先生还展示了他收购的，在恭亲王府附近出土的一片金钧窑香炉瓷片，应该说，此瓷片比较接近宋钧了，那迷人的玫瑰红色，的确是打动人心的。

　　笔者也是一位古瓷片收藏爱好者，也收藏了不少古瓷片，但是比起曲永建先生来，真有小巫见大巫之感。只能将曲先生的故事讲给读者听，笔者坚信，热爱中国古文化的人越多，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越会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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