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匡政

　　2011年辽宁大连(金石滩)的艺术论坛，在艺术界引起一定的反响，因为它关注了一位奇特的画家。这位画家叫于振立，是中国较早进入表现主义和抽象艺术实验的油画家，1993年就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过个展。让人惊讶的是，在声名鹊起之时，他却一头扎进了山中，从最初的三间破瓦房，开始了他在隐逸中孤独的营造行为。18年后的今天，栗宪庭、水天中、刘骁纯、贾方舟等多位艺术批评界的前辈齐聚大连，探讨于振立18年来的隐居和营造行为。因我也参加了这个论坛，所以得见这一奇人和奇异的作品。

　　于振立的房子依山而建，在大连金州的大黑山深处，像搭积木一般，越搭越多，渐成气势。在常人眼中，于振立营造的房子很古怪，像一片丑陋的废墟，用的多是他捡来的砖石，砖石间还嵌入了空酒瓶、旧轮胎、石磨、铜管等各种垃圾与废弃物，墙面上也满是他的涂鸦彩绘。有意思的是，他在房后建起了一片梯形广场，让人不禁猜测当年柏拉图室外学园的模样。坐在这片开阔地中，看着深绿色酒瓶垒起的圆塔散布在阶梯高处，与远处苍绿的大山融为一体，确有几分“坐究四荒” 、“澄怀观道”的意味。于振立的这个营造行为持续了18年，似乎他要把后半生的生命体验和艺术发现，全砌进这座房子里。如他自己所说，别人看到的只是一座房子，但对艺术家本人来说，这不仅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艺术作品。

　　我没问过于振立隐居的动机，听朋友讲述他的故事，才知与当时某地方官员想重用他有关。他最初隐居时，常对上门慰问他的一些官员破口大骂，直至官员绝迹。很显然，于振立的选择，是有孔子所言的隐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的追求。当我看到他穿着被撕成半袖的土布衣出现在众人面前，满头乱发，精神和言语却时时展示出顽童般的亢奋时，不禁想起《诗经》的《考槃》一诗中所说的隐士：“考槃在涧，硕人之宽。独寐寤言，永矢弗谖。”这里的“考槃”是成就快乐之意：快乐成就在山涧，高大的人心情宽松，独睡独醒独自言语，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刻。从于振立沉醉山野的状态看，他无疑从隐居中找到了自己的快乐与艺术方式。

　　隐士虽非中国所独有，但从对文化传统所构成的重大影响来说，却似乎只有中国如此。传说中，黄帝的修身与治国术，便来源于一位隐居的高人广成子。其后，尧舜时代的许由、巢父、善卷，商末的伯夷、叔齐，均以远离权力的背影，对知识分子昭示着还存在另一种理想生活。在中国文化的认知中，隐士不仅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文化象征意义，在与王权的对峙中，也始终握有绝对的精神优势。儒道两家都为这一传统做了大量的哲学准备。《易经》说“幽人贞吉”，这里的幽人便是最早对隐士的称呼，其后的山人、高人、逸人、逸民、退士等说的都是隐逸之士。到孔子更是明确肯定了隐逸对知识分子的价值合理，所谓“无道则隐”“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一般人说起隐士，多认为只与道家出世哲学有关，其实并非如此。在对隐士的认知上，儒道两家的认知是差不多的。庄子《缮性》一文中说：“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根深宁极而待。”可见，道家的隐逸观并非完全地忘却天下，也关注社会现实，不过“根深宁极而待”罢了。隐士的不仕只是他们批判权力与反思社会的必要条件，并不意味着对现实的逃避。所以，在中国古代，隐士成为对文化与社会的一种平衡力量，向世人展示了与自由精神对应的孤独和自然之美。他们不仅是淡泊名利、安贫乐道等理想的践行者，更成为文化系统中一种独特的精神和价值符号。

　　实现诗意栖居，历来是隐逸文化的一个追求，所以陶渊明有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这样的诗句。当然，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隐居以求其志”的意味，与古代文人肯定会有很大不同。虽说古代隐士，也费尽心机地营造居所，但追求的多是那种水态林姿、拳山勺水的天然之趣。与古典隐逸建筑比起来，于振立营造的建筑肯定不是雅致的，甚至可以说是反雅致和反诗意的。我想，这不仅和他在油画中的后现代艺术追求一致，更与他对当代社会的思考有关。现代工业的主要产品正是垃圾，一方面资本在不断制造各种新产品，一方面这些产品在快速地变成无用的垃圾。于振立通过他的建筑，想塑造出自己强大的艺术胃口，用美学的方式来消化吸收这些人类消费后的废弃物。于振立的行为注定是孤独和充满悲剧感的，他一个人躲在这大山深处，想唤起的却是人们对现代社会的废品动力学的反思，他的建筑展示的也是垃圾与废弃物对自然的侵蚀。

　　与传统艺术描摹的崇高对象不同，后现代艺术常用垃圾或排泄物来占据艺术的神圣之位，是为了警示人们这神圣位置的空无。如齐泽克所言：“真正的垃圾就是‘漂亮的’的东西，它们经常被用来从四面八方对我们进行轰炸，因此，逃避垃圾的唯一方法就是使垃圾本身进入空无的神圣位置。”于振立试图营造的，也是这样一片由垃圾与丢弃物构成的废墟，并让自己的生命和艺术埋藏其间。即使那些造型庄严的圆塔，也只是废弃酒瓶的堆积物。于振立这个耗费了18年的营造行为是悲壮的，他在用他的生命展示现代精神的枯竭与日常世界的灾难。

　　于振立的隐居和营造，可以说是对中国隐逸传统和现代文化的双重反思，两种文化在这里尴尬地碰撞了。一边是东方的隐居与营造行为，一边却是西方的艺术语言和工业垃圾，这或许会让很多人一时不知所措。它没有古典隐逸建筑那种横琴待鹤、倚杖看云的怡然自得，却又多了一份桀骜不逊、坦荡率真的山林气象。于振立的营造，对他个人或许只是一种摆脱物役的自省与自明行为，但却展示出中国当代艺术家充满矛盾的文化状态。

　　在我看来，这种傲然独立的生存状态，对当下普遍沉沦于资本与世俗名利的艺术界来说，更是一种启示。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这种不与世俗和权力同流合污的境界，他创作的艺术品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我想，于振立的行为，展示了一个当代艺术家的后现代隐逸风骨。虽然这种风骨要被世人真正欣赏和理解，可能还需时日，但我期望能唤醒更多艺术家心中沉睡的精神和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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