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

　　写下这个题目，我自己也觉得难以着笔，因为我真正要谈的是文物鉴定家的责任。然而直接在这篇小文章中谈如此严肃的话题，似乎不太适宜，故以类比的笔法略述一得之见，读者自可体会笔者之良苦用心。

　　研究鲁迅的人士都知道，鲁迅对于中医药是并不看好的，而且在某些时候还曾竭力鄙薄甚至反对过。当然有人可能会从鲁迅日记中找出一些证据来为鲁迅辩护，因为鲁迅确曾因海婴生病而亲往仁济堂购药，也曾花钱购买诸如《王叔和脉经》、《巢氏诸病源候论》及日本出版的《支那中世医学史》等大部头医学典籍，甚至鲁迅还在《经验》一文中对明代医学家李时珍予以高度评价，但这些例子并不能掩盖鲁迅总的倾向是反对中医药的事实。从当代医药界公认的中医药具有博大精深的历史积淀和确切疗效来说，鲁迅的认识无疑是属于偏见，然而为何会产生这样的偏见，我们则可以从史实中求得真切的因果渊源。

　　原来，鲁迅的父亲在生病期间，延请过不少绍兴地区的著名中医前来诊治，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鲁迅目睹一些名医开出了一味味稀奇古怪的药方，家人为取得这些药物不惜去当铺举债，然而父亲的病情却并不见好转，最后还是在病痛折磨中离开了人世。鲁迅对此非常痛心，由此而产生了对中医药疗效的怀疑，进而引发持久的反感。鲁迅在《父亲的病》一文中对绍兴名医何廉臣大加揶揄，特别提到他开的药“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巢之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这样对中医药明显“轻薄”的文字，令人感受到鲁迅内心的悲愤之情。

　　对于病人，请医生诊治的目的是希望能对症下药使身体康复，目的既明，因此所望于医者也殷切。然而医者既没有治愈疾病的手段，也没有相应的说明，而只是教条式地把希望寄之于古书所载录的奇方上面，结果自然是使患者久病不愈而错过了救治的机会。把请专家鉴定文物比之为治病请医生，初看似乎不伦不类，但认真思索一番，这其中可真有那么一些相似之处。据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如果文物鉴定家不能确诊文物之年代，那么这样的鉴定家久而久之就会被人们所轻视，这应该也是无可否定的因果之论。

　　现在报刊杂志上关于鉴定的文章可称汗牛充栋，一般的收藏爱好者对这类文章始而争相阅读，既而疑惑渐生，终至漠然视之。我私下询问过不少从事古陶瓷收藏的人士，多有谈及这个阅读历程的，为何如此，各有说法，但文章如蜻蜓点水不着要点可能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照理说写这些文章的人大多是所谓的鉴定家，他们的文章具有指点鉴定门径的作用，但一旦失去准绳或目的，则无论怎样的名家文章都难免受到读者的冷遇。至于前几年热门的名家鉴定等节目，现在也正呈现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尴尬，无论对这类活动怎样宣传鼓动，都已难以使听众兴趣盎然积极参与，举办者只能面对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窘境。

　　《世说新语》中有一条记载，说东晋大司马桓温北征时路过金城，见到自己年轻时所种柳树已大至十围，感慨万分：“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个故事自然会引发读者对时光流逝的叹息。但如果桓温是一个植物学家，那他一定会在感慨之余用测量工具去度量柳树的树径和高度，甚至还会对树荫的覆盖面积进行测算。对柳树成长的感慨和进行实际测量，显然是两种思维方式，一感性一理性，把这个事例移之于文物鉴定，则我们无疑应该首取进行实际测量即理性的思维方式。

　　从一般的收藏爱好者角度来说，对他们最有帮助的名家鉴定应该具有“对症下药”的本领。这里的所谓对症下药是指对于特定的文物艺术品能够确认其年代及收藏价值，能够对于鉴定的结果给予具体明确的说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于其制作年代的鉴定。否则虽经名家诊治，而文物之“病”源依然不得确诊，那么这样的名家名气再大也会被人轻视，而且积以岁月，难免使人产生类似鲁迅先生对于中医药的偏见。事实上，由此产生的偏见正在逐渐增加，超过一定的平衡点，文物鉴定界的信誉就有累卵之危了，鉴定同仁能不惕然而惧乎?

　　(作者系联合国文化总署中国上海古陶瓷研究院院长、中国民间收藏研究会专家顾问、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第一拍卖厅艺术品栏目组特聘专家、上海文联艺术品鉴定中心古玩鉴定专家、国际孔子文化研究院艺术顾问、我国著名古陶瓷收藏家、敦本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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