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恺

　　1950年10月19日，28岁的侯恺，亲手把“荣宝斋新记”的牌子挂了出来。这个从国家出版总署来的年轻人，成为荣宝斋新的主人。

　　幸运儿

　　如今已经89岁的侯恺，是荣宝斋公私合营后的第一任经理，他也是荣宝斋历史上任期最长的经理，一直到1985年离休。

　　头30年，荣宝斋经历了诸多变数。

　　画家米景扬1956进入荣宝斋工作，从学徒做起，一直做到荣宝斋的副总经理，1998年退休。米景扬特别感谢自己的荣宝斋岁月。即使是在最打击文化单位和知识分子的“反右”和“文革”期间，荣宝斋一直拥有相对宁静的日子。这段日子，成就了他。

　　1957年春夏间，全国先是搞大鸣大放，接着便风向一转，开始 “反右派”斗争。当时正在荣宝斋编辑室工作的米景扬记得很清楚，许多书画家如王雪涛、徐燕孙、汪慎生、启功……都被迅速地打成“右派”，他们工作和生活也迅速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他们的周遭也是人心惶惶。

　　但拥有董寿平等诸多书画家的荣宝斋，却一个“右派”都没有。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荣宝斋接下了为北京的十大建筑的美化和布置任务。最著名的就是人民大会堂的大型壁画《江山如此多娇》。1959年，荣宝斋又代表中国参加联邦德国莱比锡国际图书博览会，木版水印展厅获得综合金奖。

　　“文革”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发表了他最著名的关于“破四旧”的讲话：“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这一口号，迅速由首都红卫兵付诸实施。北京城燃烧起来。

　　北京城几乎其他所有历史文化传统的东西，所有认为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相符合的东西，都被视为“四旧”，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摧毁和破坏：皇家园林、寺庙、孔庙、文化遗迹……

　　荣宝斋再次幸运。一开始，荣宝斋就被红卫兵定为要首先砸掉的“黑画店”，但荣宝斋实际上并没受到冲击，荣宝斋价值连城的资料室、收藏的历代书画、文房四宝都完好无损。

　　1974年，横扫中国美术界的 “黑画事件”爆发，丰子恺、林风眠、李可染、李苦禅、黄永玉、黄胄、叶浅予、张乐平、潘天寿、傅抱石、蔡若虹、华君武、罗工柳、张仃……几乎无一幸免地遭受批判，甚至连在1957年就去世的齐白石，也成了主要的笔伐对象。

　　荣宝斋是这些画家和他们作品经常出入的地方。它不但没有受到冲击，还能时不时地接济自己的一些老友们。

　　绝境

　　侯恺并不觉得荣宝斋是个幸运儿，他坦率地告诉《中国周刊》记者，自己走马上任初期，就把刚刚公私合营的荣宝斋新记带入绝境。

　　侯恺出生于山西左权县，15岁就投身抗日烽火，后来考入解放区的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美术，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国家出版总署牵头成立了木印科，任科长。

　　荣宝斋最知名的技艺是木板水印，在决定公私合营后，算是行内人的侯恺被委派为总经理。

　　荣宝斋的前身是成立于1672年的松竹斋南纸店——北京琉璃厂一家靠卖各类纸张等文房四宝为生的店子。因为宣纸、徽墨、端砚、湖笔等文房四宝都产于南方，人们习惯把经销这类东西的商店叫南纸店。从松竹斋时期，它的木版刻印技艺就非常有名。乾隆年间，松竹斋到达鼎盛时期，内廷官文用纸、朝廷的考试用纸都专门由松竹斋提供。

　　1894年，松竹斋改名为荣宝斋。

　　荣宝斋虽然后来经营有方，一跃成为琉璃厂最大的南纸店。鲁迅、郑振铎委托荣宝斋用木版水印印制了《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更是让荣宝斋声名远播。

　　不过，战争毁掉了一切。内战开始后，在琉璃厂经营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老店纷纷倒闭关张，到了1948年初，已经寥寥无几。荣宝斋从1947年开始就开始开不出年终红利，到了1949年已经负债累累，山穷水尽了。

　　1950年公私合营时，侯恺盘点了荣宝斋的家底：“存货纯属旧存滞销的陈底货，连破痰盂烂板凳都带上，总共折合现币也不到八千元。”

　　不仅如此，侯恺对荣宝斋原有的那一套很不感冒，无论是经营的书画文玩，还是店堂的布置，他都觉得别扭，“太不革命”了。

　　于是，他动员职工重新布置当时的门市：在柜台的一端摆上列宁的半身石膏像，另一端则放上毛主席像；在迎面的墙壁上，悬挂着由他亲自绘制的马、恩、列、斯、毛和高尔基、鲁迅的头像；原先门市的墙上挂满了名人字画，以齐白石的花卉为多，他要求全部换上领袖像、连环画和新画册。

　　对于柜台和橱子里摆放的书画、文房四宝等物品，侯恺也不高兴：“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于是，廉价的文化用品、文具、新年画、人民画报、苏联画报、连环画、小人书取代了老古董。荣宝斋看上去一派新气象。

　　侯恺认为，新记当然要坚持毛主席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方向，经营的项目要和人们生活实际需要相符合。过去那些诗笺信笺、条屏字画，工农大众根本不欣赏，也因价格昂贵欣赏不起，对新民主主义教育起不到任何作用，不应该再经营。

　　令侯恺始料未及的是，荣宝斋新记却没能因此新生：小人书到了孩子们手里要么很快就成为一堆烂纸，要么大量丢失，其他很多“新”商品也丢失严重；新记不再有任何经营特点和优势，员工的特长和优势也施展不出来，怨声载道，经济上进一步陷入困顿。

　　到后来，荣宝斋新记连员工日常伙食都无法保证，只得采取集体伙食制。大家每天都只能吃着一点切面条和一锅小米饭度日，连烧饭的煤都只能一块两块地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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