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家一家三口

　　从个人感情上说，目睹钱家手稿上拍事件的来龙去脉，事情发展到今天如此这般，对于此事涉及的道德与底线，我是愤愤然的。
　　此次书信上拍如果从法律上下结论还为时尚早的话，那从情理与道德上我们倒是可以拉开架势讨论讨论。
　　我小学第一个班主任姓任，是个极其严厉的中年妇女，他对我们严格要求，像个太阳一样把我们指引向光明和正确，我和同学们只要一提到她，除了咬牙切齿就是闻风丧胆。时隔多年，我现在还可以回忆起她站在讲台上双手交叉在胸前教育我们的样子：“你们要记住，别人的东西不许乱动，这叫盗窃！你们还要记住，别人的信件也不能乱看，这叫剽窃！”嗓音油光水滑，语调铿锵有力，我们班三十名同学坐在座位上，六十只眼睛烁烁放光，谨记任老师地教导。从此，我从不乱动别人东西，乱看别人的信件，否则就会想起任老师的脸，立刻毛骨悚然。
　　因此，退一万步说，假如此事出了个三长两短，众目睽睽之下教坏了花花草草，社会这么浮躁，恐怕再有一百个任老师也为时已晚。
　　我家楼上住了个烦人的老头，养了一大窝鸽子，每天早晨鸽子们振翅高飞，鸽子屎如雨落，大部分都打在我卧室的窗户上。当是时，我必想举头骂娘，刚要开口，想到人家鸽子主人年事已高，还是不了了之吧。
　　杨绛先生1911年7月11日生人，到今年7月11日，即将年满102岁。杨绛先生数十年来始终住在北京木樨地三里河附近，护城河从那里静静流过。此事令一向深藏功与名的杨老又是打电话又是发声明，公开信里甚至出现了“受到了极大伤害”这样的语句，可见杨绛这次真是动了肝火，不知现在杨老望向窗外时，那条静静的河水是否已经波涛翻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就算不想给那些等人著作些面子，是不是也应该留给百岁杨绛一个安详的晚年？
　　大学时有个好朋友，一年元旦送了我一条名牌儿围巾，面料和线脚都十分考究，是抵抗北京寒冬必备佳品。毕业后同学四散，那条围巾却留存至今，春天来临至今把那围巾叠起来收好，想起半句诗：此情可待成追忆。
　　据我所知，1984年《也是集》由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后杨绛将《也是集》手稿及钱家书信赠予时任广角镜出版社主编的李国强留作纪念。假如是我，好友赠予的留念，又是钱钟书这样文学泰斗的真迹，肯定会仔细收好以做传家之用。没想到如今手稿及书信上拍，且不说拍卖所得是否值得钱杨夫妇的一往情深，文人身上那些本该具备的不为所动的文人风骨和惜字如金的情怀哪里去了？或许杨绛先生得知上拍的消息后也会想起半句诗：只是当时已惘然。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社会发展到今天，妖魔鬼怪原形毕露，总让人感觉有时道德成了最低的法律，又有时法律成了最高的道德。社会道德底线是一个社会的公序良俗，这条线究竟划在哪，我不太敢说，但众所周知的是，它悬在众人头顶，让有的人咬牙切齿，让有的人闻风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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