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风眠 梨树花开与小鸟 69×70cm

　　凡子/文

　　于我个人的角度，照我个人的道理，执笔欲写林风眠(1900-1991)，我以为我会喜形于色。

　　民国美术与中国的近现代艺术，那里面许多的人，虽不如古代画家们离得遥远，原先却都只是一个概念上的“知”。如不深究，不逐个深入熟悉，便都身影模糊。甚至如朱沅芷那样曾毫不知晓的艺术家，都有。

　　比起这一众史料稀少或要重新厘清来龙去脉的画家们，面对林风眠时，心中难免不产生欣欣然的富足感。

　　艺术年表脉络清晰详尽；存世画作量多而美；各家评述与论文专著随时可读；不同时代版本的画册应有尽有。有机构专门研究他的作品与思想；他倜傥青年时任职院长与倾付心血的杭州国立艺专，即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至今屹立西子湖畔，早已是无数莘莘艺术学子梦想考入的一等美术学院。

　　他出生与曾居住过的地方，亦已保存为林风眠故居或纪念馆。所以即使是在民间，未曾听闻过林风眠名字的人，可算是少而又少了。这现世对他的拥戴，这极其丰厚的背景史实，当充实了我的笔头，充实着我对他的认知。

　　只不过，那以为要来的喜悦之念，在我独自面对林风眠时，却并没有在心头洋溢过。

　　在天分上，林风眠似乎生来就是为了艺术而存在的。

　　我想每一个不同的个人，一定都是为着他自己的那份天资而来，只是有人极快地发现了自己的秘密，有人一辈子始终不知。

　　林风眠是很早便自知自己秘密的那种人，当他与作石匠的爷爷去山上打石头、做墓碑、雕花纹，或在灯下画《芥子园画谱》时，他确切地知道，线条的美对自己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等到他去省立中学读书时，他的美术课老师梁伯聪也看到了他的天分，出手就给林风眠的画打高分，谦虚地说林风眠比他画得还要好。

　　林风眠不仅画好，对古典诗词也极其偏好，十六七岁的少年，通读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及唐诗宋词，又自发地与好友林文铮一起组建诗社，在学习玩耍之余，好继续探讨他们热爱的诗词歌赋。

　　上世纪二十年代是民国初年，民风活跃，对外久闭的国门打开一条门缝。那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为旨组办得有一个勤工俭学会，提倡与支持年轻人出国见识世界。当林风眠从同窗好友林文铮处获知有机会去法国读书时，便毫不犹豫与林文铮等大批青年一起，从上海前往巴黎，做勤工俭学的学子去了。此年的林风眠，是在他青春年华的十九岁。

　　当时信仰共产主义的英俊青年周恩来，于林风眠到达法国的次年，也踏上了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道路，二人在巴黎相识并成了朋友。只是，他们一个是为了美的艺术而去，一个是为了追求信仰的乌托邦主义而去。

　　林风眠去法国之前，已从老师梁伯聪(1871-1945)那里得到较好的思想与美学启蒙，事实上，他去艺术之都巴黎学习的念头，最初也是梁伯聪在他心里播下的种子，开放的留学之风，正好成全了他的梦想。

　　为了急切了解眼前这个多彩的艺术世界，林风眠一到巴黎便苦攻法语，不久即考上法国国立第戎美术学院及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之后尚与数位中国同学一道，受同乡熊君锐的邀请，游学德国近一年。

　　他总共在法国学习了五年，这五年，他吸收的营养与得到的见识，他从西方哲学与美学思想中所受到的影响，他在看到印象派、野兽派与表现主义所受到的震撼，以及他在法国老师的指导下真正拥有了欣赏中国传统艺术的眼光上，都决定了他一生艺术思考与实践的大走向。

　　看林风眠年轻时的照片，会发现那是一付“敏者相、不可隐”的后生可畏的容貌，眉宇间虽锁了一点小小的忧伤，却五官出挑，面善而眼神炯炯，竟是非常好看的青年。其神情尤其坚毅，是一付打定了主意要怀疑世界、不轻易与之言和的姿态。

　　确实，二十五岁左右的林风眠，思想上的艺术人生框架已理性地构建完成。通过观望欧洲的现代艺术，与自己创作的作品数次参加展览获得的肯定，他更加了解了自己身上那个令他受用的小秘密，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

　　当时与他交好的周恩来，曾劝说他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不过林风眠信仰的是艺术，不是政治上的某个主义，所以他拒绝了。

　　艺术与政治不能殊途同归，他要走的，是他自己最有认知也最有感觉的那条道路。

　　谈到林风眠，不能不提到从一开始就站在他背后，或者说是站在当时所有有为青年背后作坚强后盾的蔡元培先生(1868-1940)。

　　这位民国年间最受人景仰的教育大家，是中国一等一的智慧伯乐。他的仁慈愿望——良好的教育塑造良好的个人，良好的个人成就良好的社会——几乎可说是他一生念兹在兹、并为之努力的最深情的理想。

　　林风眠出国是在蔡先生思想的引领下，当他在读书的第四年携作品参加法国斯特拉斯堡举办的“中国美术展览”时，他与蔡先生又有了一次惊喜的重逢。

　　蔡元培不仅有出色的头脑，尚有一双敏锐的艺术之眼。当时这参展的许多中国画家中，就有后来赫赫有名的徐悲鸿与方君璧等写实派画家，不过蔡先生惟独对林风眠的作品情有独钟，认为他的作品有一种冷静的野性与生气，不受“东西之说”的拘束，作品背后蕴含的思想性高出其他中国学生好大一截，这很令他吃惊。

　　为表示对林风眠才华的欣赏，展览座谈会之后，蔡元培去林风眠的公寓探视了他，二人就此结下深厚的友情。

　　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林风眠在结束学习返回上海之时，蔡元培会向教育部鼎力推荐这个二十六岁的青年，将他聘作了北平艺术专门学校的校长。

　　当然，林风眠的走马上任也并不是蔡元培一家之言的结果。在林风眠还没回国时，早于他从法国回来的同学们已在口口相传林风眠的才华，他的当选，是无记名投票、众望所归的结果。

　　蔡元培伯乐般的慧眼，以及学生们未曾蒙面就产生的信任与看重，林风眠果然一点儿没辜负他们。

　　从1926年到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之前的这十年间，林风眠以极其开放的艺术教育方式与展翅飞翔的艺术创造力，继往开来地实践着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学术”与“自由”之风。

　　他聘请法国老师克罗多教授到学校教授西方油画，请民间的齐白石来给学生们讲中国水墨，请新文化运动作家周作人、郁达夫来讲文学，竭尽他新办学理念的能想之所想。

　　这十年间，尽管北平艺术专门学校次年就因高调发起“北京艺术大会”而引起军阀怀疑其内部有共产党，从而导致林风眠失去教职，但很快，在蔡元培的提议与协助下，林风眠与一帮美术同行又在杭州西湖边上成立了杭州国立艺术院——即杭州美术学院的前身——林风眠继续担任院长与教授，继续开创他的美术教育大业。

　　作画家的意义是成就单独的一个自我，而作院长的意义，则是成就一个学院与大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艺术学生。今天我们很难想像，如果没有当初林风眠这些先辈们立门户、创美院、教美育，怎么会有今天那些耳熟能详、享誉中外的艺术大家如潘天寿、李苦禅、吴大羽、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等。当初，他们只是学校里怀一腔热情想把自己的艺术理想教授给学生的年轻先生，和初生牛犊般的可爱学生。

　　如同林风眠本人绘画的艺术风格一样，他在学校的管理与教学方式也新颖而不拘一格。这一点，与当时留学法国回国后在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作院长的徐悲鸿先生，无论是在教学理念还是在艺术风格上，竟是完全迥异。

　　徐悲鸿先生是学院派的、恪守传统的，依规矩成方圆。而林先生却是超越学院、另辟蹊径的，专门破规矩。

　　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蔡元培对这两个青年才俊都非常欣赏与依重，只是，按自成一体的那个创新性，他在心里或许对林风眠要更颔首一些。

　　可以这样说，创学校、任校长，写书、创刊物、办展览，放手实施艺术新主张、锐意革新，醉心创作的这十年，大概算是林风眠一生中最完整、最得认可与独放异彩的一段岁月。此后中日战争爆发，他意气风发、治学绘画双修的幸福生活，再未完整回来过。

　　从1937年到他人生末年的1991年，他的蹉跎岁月可分为重庆时期、杭州时期、上海时期与香港时期，经历了外敌入侵，学校避乱内迁，国共两党争雄，新中国成立，文革挨整坐监，到出狱定居香港、永不再踏入大陆的漫长年月。

　　他个人的小历史，始终贯穿在中国跌宕的大历史中，期间虽然也有断断续续的好日子，如偶尔的晴天一样来向他露下脸，宽慰一下他阴云笼罩的心，但人生领略过的温馨时刻，对他实在是太少了。

　　回望林风眠的过去，童年时的他就是一个失爱的孩子。他本来有美丽热情的母亲，然而因为母亲爱的是别人而不是林风眠的父亲，并且有过与所爱之人私奔的行为，这极大地激惹了她嫁入的林氏家族。他们本来要烧死她，但因林风眠拚死护母，母亲才免于一死。然而最终，严酷的家族宗法制度还是毫不留情地剥夺了林风眠拥有母爱的权利，他们将他的母亲卖掉了。五岁之后的林风眠，再未见过自己的母亲。

　　这是他在情感上永远无法向人诉说、也无法分担的一个创痛。要说后来的林风眠特别喜欢画带着强烈母性意味的仕女像，与他内心的这一个创伤当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他留学法国时原有可爱的奥地利恋人爱丽丝••冯•罗达，并正式与之结了婚。可惜，结婚未久，他那刚出世的小宝贝与他的妻子一起，双双失命于生产之后的产褥热。

　　而在这个悲伤的意外事件的前两年，林风眠的父亲也在老家梅县刚刚过逝。一介勤工俭学的学子，没有足够的经费回国与父亲作最后的告别，林风眠的心为此也始终疼痛难忍。

　　林风眠的第二任妻子是第戎美术学院的法国同学爱丽斯•华丹。谢天谢地，他们顺利相爱，顺利结婚，一起回到中国，并生了一个洋娃娃般的乖巧女儿蒂娜。

　　林风眠爱妻子，也非常疼爱女儿，他们在一起度过了相对平和的十年美好时光。

　　随着战乱时局与国内的政治动荡接踵而来，林风眠与妻女之间，就始终离合无常了。出于安全上的考虑，林风眠永远都在把他要保护的母女二人送来送去，不是让她们回法国就是送她们去他国投奔亲戚。而他自己一个人在国内，死死抗着那些没完没了到来的打击：流离失所。接受批判。听任拘捕。莫名坐监。

　　他们夫妻分离的时间动辄数月，数年，最长的一次竟然是二十二年！而人生，有几个二十年啊。

　　家的温暖对于林风眠是这么的遥不可及，到最后，亲人对他几乎成了一个空谷回声的存在，一种精神的象征。

　　然而，他很清楚他的命运，如同中国大多数民众的命运一样，是无处讨要说法的。弥补这千疮百孔的人生的最好办法，就是埋头画画。只有在这个世界里，他真正强盛的生命在蛰伏着，他隐藏的生命秘密仍在炽热地发光。

　　初读林风眠的画，那预想中的愉悦与赞叹并没有迎面而来。对一个看惯精致传统水墨、也熟悉西方现代艺术的人来说，陡然与他的作品打照面，一时竟然发愣。

　　那些衡量传统水墨是神品、妙品或逸品的尺度，在他的绘画前，忽然失去了作用。

　　是他的画很复杂很精微很抽象吗，不啊，似乎很简单，样样认得的，就是芙蓉田田，秋林染红，鹭鸶正在飞过芦苇丛。

　　水草芦苇层次分明，远山青岚舞动。

　　人物几笔勾勒即显，仙鹤数笔就出；鱼鹰在船头梳理羽毛；鸟儿一嘟噜一嘟噜的淡墨，休憩在枝头，眼神温柔惺忪。

　　花卉清而艳，大蓬大蓬地，在黑暗中盛开出来。

　　戏剧人物的线条，似皮影，如剪纸，一笔一划分明是中国元素，却又揉进了西方立体主义的线条。仔细琢磨，关良戏曲人物的影子，冷不丁还能瞥见。

　　削肩垂眉的仕女，端庄而坐；芦塘之景黑云低压，雨滴倾刻间好似即将跌落。

　　因为线条简洁，染色粗犷浓烈，许多画给人一种错觉，要画出它们，好似非常容易。

　　那他的画真的简单吗，不啊，忘掉宋元，忘掉程式，这些画潜藏的生机，那独特的艺术感觉，最终要在眼前层层显露。

　　他的远山近水，或一串花朵，两三株小草，几头秋鹭，一排鸟儿，一定不按传统的逻辑前行，只管照他的认为落墨下笔，松动、透气而洒脱。

　　轻墨有分量，重墨却显轻盈。

　　黑墨尤其用得酣畅，如醉酒一般，染出满画面幽暗的孤独，却泛着优雅、平和的光。

　　人物画大多为仕女，却只是他一手创造出来的女子像，一色的丹凤细眼，秀眉上扬，月牙白肩线毫无涩滞，如绸缎般甩出去。

　　女人是他的观世音，他的母亲，他的爱人。艰难岁月里，他反复地画仕女这个温暖的主题，好似母爱的神就坐在那里，等着他的膜拜，与他交心低语。

　　女子身旁始终都有盛开的插花，如佛手中的拂尘，须臾不离。

　　确实，林风眠成年后的许多日子里，他曾无数次地打探过母亲的下落，企望找到她，能知她的生死。可他从来没有实现过这个愿望。

　　也许是懊悔幼年时的自己不够强大，没能将母亲完整地救下来，他也爱画戏曲人物。传统戏剧里的 “宝莲灯”、“华山救母”的故事，是他常用画笔反复咏叹的题材。

　　他的戏曲人物的形式最得我的喜爱与惊叹，如几何图形一般折叠起来，再分解，打散，重组。或是活灵灵的轻墨顺带一勾，正在唱戏的人物便已跃然纸上。

　　中国上百年的传统戏剧，除了林风眠自己，除了他的老朋友关良创造了别具一格的天真图式，还有谁这样灵动地画出过戏剧人物的魂魄呢。

　　创作是与神相遇的过程。

　　人们一直说林风眠在融合中西。其实，深谙传统艺术的他，对传统持的是批判态度，认为那里只有上千年的重复，清末尤其腐朽，已没有新鲜空气可供吸纳。去法国留学，西方古典与现代艺术他也作了细致的分析与观望，认为见识西方艺术绝对有必要，却不必机械复制，那将捆绑了思想的手脚，束缚了想象力。

　　在他看来，艺术不尽然是一种愉悦，更是一种思想的延伸。超越经典而不仅仅是融合，才是对经典最大的尊重。

　　他的这种认识与实践，他与神的相遇，真的是太超前了，以至于在很长的时间里，除了蔡元培这种高屋建瓴的人与少数力挺现代艺术的人，他的艺术基本上是不被理解的。弃了传统，又不似西方，艺术将何处立脚呢？！

　　比较起来，同样倾心于美术教育的徐悲鸿先生，获得的支持与认可更为广泛，因为他的艺术模式更易懂，更易掌握，也更令人踏实。

　　所以也因之，在漫长的半个世纪里，许多人只知道徐悲鸿先生，而并不知晓林风眠是谁。

　　有一句话说现代艺术的矛盾之处，讲得真是好：反叛宋元，不敢。放弃西方，不忍。

　　这一个“不敢”，一个“不忍”，令人不知该迈左脚还是右脚，便成了“超越”的死穴。

　　但林风眠先生，忍而敢，独自画出了他理解中的艺术图式，传达了他想诉说的艺术精神。

　　时间是个奇怪的东西，彼时的审美未必会成为此时的审美，过去的趣味也不一定会成为今天的趣味。

　　几乎可以说，每一种陌生的美术样式一出现，都会招致猛烈的抨击与置疑，但这新的方式经过时间的过滤，被人们熟悉与理解后，又会渐渐奉为新的经典，之后又会被更新的艺术样式所超越与覆盖。一浪接一浪，艺术的气息便流动起来了，艺术活的生命也就长存下去了。

　　林风眠的作品走在了时间的前面，一直都被人置疑，也被批判，或被忽略。不过时间真的是最好的上师，慢慢教导人们认识世界，洞察无明，看见艺术。

　　越来越清晰的一个事实是，今天接受与赞赏林风眠的人，已远非当初的小众了。他的艺术实践与艺术主张，其价值正凸显在人们逐渐打开的认识之中。

　　极其可惜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林风眠的画，有可能并不是他最精彩最原创的作品。他的一生有过两次惨痛的毁画经历，一次是在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人毁了他在法国创作的全部油画，将这些画划开作了战马的雨披。另一次是在文革时期，他宝贝得不得了的三千多幅作品，全部被用水浸泡，捣成泥浆，冲进下水道。

　　作品两次被毁，外敌入侵时是被动的，文革时期却是主动的行为，只为避免侮辱与杀身之祸。但他最终还是坐监五年，受尽非人折磨。连当初留学法国、后来主管中共高层的朋友周恩来，也没能保护他不入狱。

　　让人略微感到安慰的是，林风眠人生最后十来年的日子，过得比较安宁与安稳，画出了大量的作品。

　　从监狱释放出来的林风眠，已是72岁的老人。在孤独熬过几年之后的1977年，在广东梅县同乡叶剑英的帮助与过问下，他获得了出国探亲的机会，去巴西看望了分别二十多年的妻女。两年后妻子逝世，林风眠从此定居香港，那里有他的学生与朋友，还有一直照顾他的义女冯叶，他终于可以过着一种简单却可以大量画画的平静生活了。

　　自1977年离开内地后，寒心透顶的老人，再也没有跨入大陆一步。

　　事实是，那个时候他的艺术已开始浮出水面，已渐渐有人知道他了不起了。谈他、论他、承认他的人开始多起来，人们尤其想看到他的作品，官方与民间都想为他举办展览。不过，他永远都在为这些邀请轻轻摇头。

　　但当他过80岁生日，法国政府为他在巴黎举办个人画展时，他是接受了的。画展展出了他具有象征意义的80幅作品，由当时的巴黎市市长希拉克亲自主持开幕仪式。他留学过的国家这样尊重他的艺术，他真是由衷地感到欢欣。

　　对内地对他的邀请，他虽然都作了拒绝，但也曾把自己的一百多幅作品，捐给了国家。

　　在骨头里，他还是那个深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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