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和颂·烈烈》
《周风系列·羔羊》
文/吴琦 图/前波画廊提供
在没有相机的年代,西周、春秋的古人留下了一部《诗经》。在相机泛滥的今天,摄影师塔可[微博]把《诗经》拍成了照片。
《诗经》是诗,也可以是画,诗句入画亦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但从根本上说,诗与画都是想象的产物。“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样的句子来自具体的人与风景,却又和具体无关,在时间的加持之下,历经两千年的流传,更是幻化成为意象,成为典故,在不断的诵读、理解、诠释和引用中被激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塔可的摄影项目《诗山河考》得以成立,为《诗经》提供了一个新的版本。
和多数年轻人一样,《诗经》距离 1984 年出生的塔可原本相当遥远。2005 年,他出国读书,陌生的环境似乎刺激了他的乡愁,“退开很大一步来看中国”,历史才重新走到前台,尤其是 2008 年他从摄影系退学之后——塔可是一个退学“惯犯”,先后从中央美院、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和罗切斯特理工学院摄影系退学——他用这段空闲的独处时间来尝试寻找自己的归属。
他开始重读《诗经》、唐诗、宋词,如同儿时一样,不能完全理解的句子会在脑海中形成画面,同时保持着“20% 的神秘感”。他迫切地想知道,两千多年过去以后,这些诗句中的江河如今是何面貌。
自汉开始,对《诗经》地理的考据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诗地理征》、《诗地理考》、《毛诗补疏》、《水经注》等等,塔可从孔夫子网上搜罗来一批旧书,加入了前人的行列。准备工作进行了大半年。当时他租住在一个地下室,看书、扫照片、依靠门口超市的面包喂饱自己。在国外 6 年,他没交到几个外国朋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他不感到孤独。
考据工作尚未结束,塔可就出发了。他也知道,这些考据并不能带他去到最准确的地方,尽管他已经比汉唐的学者多了诸如 Google 地图这样强大的科技支持。光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中的河州,就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横亘在他与《诗经》之间的不仅是流逝的时间,更是艺术本身的想象性,再精密的仪器,也难以复原思维的复杂光谱。
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是包括摄影在内的所有艺术形式的某种界限——真实永远无法抵达。塔可对摄影本体的认识亦如此:“ 摄影就是建构个人内心、用谎言诠释所谓真实的工具。”他并不热衷于观念摄影,不直接干预、建造被摄体,而是乐于戴着镣铐拍照,将创作者的主观与技术本身的客观结合起来。“这个方式挺中庸的,我不想完全把相机当成一个工具,我从工具本身也能得到一种制约的快乐。”尽管他曾用退学来拒绝“腐朽”的传统美国摄影教育,但那种对于技术的严谨,已经影响了他。
在《诗山河考》的个案中,塔可对《诗经》的重述正是情绪性的。“真正的东西在哪儿,根本就不知道,唯一能抓住的就是怀古的感觉,别的东西都是虚的,只有这个虚的东西才是实的。”
在他到达某地之前,已经根据《诗经》为拍摄定下基调,或鼎盛或萧颓, 这是创作的骨架;但在具体的拍摄对象的选择过程中,更多的是即时反应,脑子里的诗句等待着被情景唤醒。“ 关关雎鸠”的照片就是一片迷蒙的河州,“二子乘舟”的故事通过两匹白马来呼应;《秦风》中一篇《黄鸟》讲的是三位壮士用自己的性命代替活人殉葬的故事,塔可在一间小博物馆里找到一具殉葬奴隶的尸骨。
镜头中几扇普通的门窗,以前是个古战场。《大雅》中的《灵台》本是周王所建的一座天象台,唐朝时变成一座大平等寺,如今是一座尼姑庵,正殿里面供的是周文王。他拍到的一座秦穆公墓也多半不是真迹。与一般的旅行经验不同,这不是一次对现实生活的逃离,甚至并不与现实发生直接关系——有些古迹受到经济发展的破坏,但塔可并不想呈现这些信息。在拍摄过程中,他不刻意与当地人交谈,少数出现在照片中的人也仅仅被当作符号,而非主体。
主体还是《诗经》,“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这些古老的敬意在他心里蒸腾,“老祖宗就住在这里”。“有时候好像已经呼吸到蒹葭苍苍的空气了”,但那些感觉瞬间即逝,“长不过三五分钟,短不过十几秒”,即便按下快门,也并不能完全把它截留下来。
在技术上,塔可降低了照片的黑白对比度,渲染出连绵的模糊的灰色,既有流逝之态,又有易逝之感,这似乎就是人之记忆的底色。
在这些灰色影调中,他的感受与文本在各种层面发生交织,但这些交织很难一一被观众破译,这几乎是另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塔可相信,层层叠叠几亿年的共同经验已经进入我们的思想,比如火带来的安全感,对黑暗的恐惧,《诗经》里的诗意“我看到了,我有一种感觉,传达其实已经完成”,他用一种知音的交流方式完成了这次用相机进行的视觉怀古。
对塔可而言,这是偶然,也是必然。在父亲的影响下,他从小喜欢古玉,好买古董。为此次项目所作的笔记,他都是用荣宝斋的纸,竖写而成。他欣赏高古时期的玉工,不在作品上署名,完全把自己放进作品里,而不是像现在,艺术家本人都站在聚光灯下。
塔可为人不古怪,构图不刁钻,照片中没有俯视仰视,都是正常人的视线所能及。他认为,中国的书法、绘画不像西方在形式上不断追求突破、追求个性,所谓“书宗晋唐,印宗秦汉”。“我的摄影虽然没有一个切实的高峰,但它有一个文化的高峰,不断地向它靠拢。不觉得前面有什么东西在等我,而是往后走,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