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文物局工作人员在北海团城合影，其中有郑振铎(前排左二戴眼镜者)、张珩(前排左三戴眼镜者)、罗哲文(前排左五依栏杆者)和谢辰生(后排左七)等人。
张葱玉写给三个子女的信，谈寄住在郑振铎家的情况
张葱玉写给三个子女的信，谈寄住在郑振铎家的情况
张葱玉写给三个子女的信，谈寄住在郑振铎家的情况
1950年5月19日，张葱玉到北京之后写给妻子的第一封信
1950年5月19日，张葱玉到北京之后写给妻子的第一封信
张贻文
郑振铎和张珩(张葱玉)的交往可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1949年11月郑振铎出任文物局长后，邀张葱玉赴北京任职于国家文物局。此后，两家常相来往，不仅郑振铎、张葱玉和徐邦达等人于公于私都过从甚密，家眷们也常相约于牌桌、饭桌。今年是郑振铎先生遇难55周年、张珩逝世50周年，张珩之女张贻文特作此文纪念郑、张两家维系70年不断的情谊。
2012年8月，尔康哥(郑振铎先生独子)的孙子郑炜昊来美堪萨斯州曼哈顿大学留学。本要经过旧金山，到我这里短暂停留后再赴学校，但后来由校方安排从洛杉矶转机而去。想到1950年我的父亲张珩(张葱玉)应郑振铎先生邀请前往北京文化部文物局就职，郑先生亲自去车站迎接。而62年后，我会在旧金山机场接郑先生的曾孙来美留学。郑振铎先生和先父张珩的交情，经过了一甲子时代的变迁，两家四代人的延续，情谊犹深，令人感慨！
郑振铎先生和先父张珩的交往，从《张珩日记 1937-1941》中可追溯到上个世纪30年代。那时张珩仅是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而郑先生已是在文物古书界颇有名望的作家、文学史家、大学教员。郑先生器重父亲在文物书画上的专长，视其为不可多得之人才。凡有重要画卷，都要让父亲过目后再作定夺。1938年父亲的日记中经常提到“郑振铎来，带来画卷，古董……”，那时父母新婚不久，因是好友熟客，母亲记得郑先生经常一早就登门拜访，在客厅喝茶吃点心看报，等父亲下楼。郑先生出于对父亲人格的信任，并不客意掩饰他的真实身份。在缺少经费时也多次请父亲帮助。父亲也从不探问深究，只是慷慨解囊，也不入账追还。在1941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记着“金华来替郑振铎借款三千元”。金华是一家旧书店的店员，也是郑先生的好友。那时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不久，日本人进入了租界。郑先生等在沦陷区抢救文物书画古籍善本的工作面临很大危险而转入地下并与重庆失去联系。可想而知郑先生当时面临的困境。母亲说，听祖母说那时一担米只有10元钱。他们一家六口，包括佣人，每天吃鱼吃肉，一天的菜钱也只要2元钱。可见3000元在当时不是小数目，所以父亲记了一笔。当然后来也并未归还。抗战初，父亲为了协助郑先生在沦陷区抢救古籍善本的工作，将他自己的一批珍本宋元行本261种1611册，明清历代历书200多部都转售于中央图书馆。并从中协调，动员其大伯(藏书家张芹伯)将上千本“芹圃善本藏书”转售给了中央图书馆。1947年，郑先生把父亲收藏的70幅唐宋以来的名画影印成册，并为其作序，这就是著名的《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
1949年11月，文化部在北京成立，下设文物局，郑振铎出任局长。母亲说，记得是1950年初，郑先生特地从北京赶到上海约见父亲，并指明要母亲也在场，就此邀请父亲赴文物局任职。出于对文物书画的由衷喜爱，出于对郑先生多年来交往的信任，父亲未顾及上有老母，下有幼儿，欣然答应北上。
以下摘录的是父亲到达北京后第一天给母亲的信，时值1950年5月19日。
……今天早晨七时余抵京。郑先生和赵先生(著：赵万里先生)都亲自来接的。下车后即到赵家，即住在他那里，地名是“北官场胡同八号”。不过麻烦他家很不好意思。中午郑先生请在中央公园里今雨轩吃饭，中央公园的柏树长得真好。下午自己取行李后，即整理卧室，大约要借住两个礼拜，那边的房屋方可修理完毕。夜饭在家里吃，吃好写此信，刚写了一半，郑先生来了，谈了半天方去。明天就要到局办公，早上七点半起，学习到八点半办公，十一点半吃饭。饭后二点半起到六点半为止。公毕就要回家吃饭了，因他家吃饭是七点半也。所以一星期只有星期(日)一天有功夫，终日无暇。但不知公事忙否。明天十时有局务会议，处长，副处长都要出席的。除了文物处外，尚有二处，一是向达，一是裴文中，都是有名学者。我能和他们在一起，是很好的。现在九点钟，要睡了，因为今日起得太早了。母亲前请告诉安好勿念。三小儿望望他们。祝 安好。
葱玉 十九日晚
我在局里用张珩名氏，原子笔为小儿弄坏了。
父亲这封信是用红色圆珠笔写的。过了十天，五月二十九日，父亲第二封信中写道：
……郑先生的新居还未修理好……，不过搬过去后用场要大些(要用一个佣人，大约三四万元)……郑先生只有一个佣人，洗衣服等成问题了……郑先生的太太和王(冶秋)副局长的太太，裴处长的太太都在局里做事，都在资料室。
……我们局子办公处景物优美，长松古柏，碧瓦红墙，推窗可望北海，可惜我的一间屋子朝西……
一个圆圆的高起来的城，位于北京的北海之滨，景山之侧，有着古典宫廷式的建筑和苍松翠柏，这就是当时文物局所在地“团城”。在这样一个古老而悠久的地方，处理千年文化遗产，这种“新职务”和“旧兴趣”的完美相配，是郑先生的独特见解。将父亲作为当时国家仅有的两位书画鉴定专家之一调到北京，让父亲“适得其所”，从此展开了他的一段崭新的人生，这也是郑先生的这种“独特见解”的另一个体现。
父亲在后来的信中未提到何时搬入了郑家新宅，只有提到：
……这里早晨和晚上已经很凉了。我们的院子里，郑先生买了很多的花草，还有盆里种的葡萄无花果石榴荷花，又种些番茄(北京叫西红柿)，茄子都结实了。二株无花果结了一百多颗，石榴也有十七八颗。最好玩是葡萄，很小的盆连葡萄也不过一尺半高却结了无数的葡萄而且很甜喔。茄子结得大极了。前天晚上已开始吃了……
算来此信应该是写在1950年的秋天了。郑先生的新家就是坐落在景山后街黄化门文化部宿舍大院内的一座独立小院。没想到在后来的数十年间，我又曾出入那小院儿无数次。父亲那时和文物局的另一位副处长王天木先生吃住都包在郑家，膳食是由组织上指派的一位大师傅负责打理。尔康哥曾回忆，那时他们白天非常繁忙，而晚上张葱玉总是看书，写作到很晚，整个儿院子就属张先生的屋里熄灯最晚。而我也记得父亲说过的一个笑话。那时尔康哥也不过十几岁，胖嘟嘟十分让人喜爱，大家叫他“小胖子”，父亲犹爱逗他玩。有一次，看到他在窗下看书，父亲悄悄扔一颗小石子过去后藏在一边儿。尔康哥听到声音，走到院里四处观望，没看到什么，又回屋坐下看书。父亲悄悄又扔一颗小石子过去，这次尔康哥有点紧张了，吓得瞪大眼不敢动，父亲这才哈哈大笑着走出来。这件事父亲说了不止一次，每次都很得意地大笑。
这样住了大半年多，父亲和也从上海来的徐邦达先生分到了在黄化门的宿舍，母亲去北京探视父亲时也在那里住过。到1952年初，我们全家从上海搬到北京，住进了文物局分给父亲的住房东城区南锣鼓巷20号，后改为59号。我家在那里一住就是三十余年。而郑张两家的交往也不再仅限于文物公事上了。母亲、郑太太及徐邦达太太也成了麻将桌上的老友，她们一起在牌桌上度过了几十个春秋。我那时在宽街小学上学，因为母亲在黄化门玩牌，我放学后也经常会去郑家玩并在那儿吃晚饭，父亲有时下班后也去。郑先生是福建人，他的母亲瘦小精干，颧骨突出，讲一口福建话，我听不大懂。但慈祥和气，总是拿东西给我们吃。老太太做得一手好福建菜。特别是鱼丸，是用新鲜鱼肉加水打出来的，滑嫩无比，入口即化。我这一生再也没有吃过比郑老太太做得还好吃的鱼丸了。记得1958年郑先生遇难后，我们都去了郑家。可怜的老太太接受不了失去儿子的打击，躺在床上泪流满面。那时我还小，不会说安慰的话，只记得母亲让我待在她房里陪着。
因为郑先生身为文化部副部长，凡是出版社出版的“小人书”即连环画，均要送上一套所谓“审批”。所以他们家书房内整个一面墙均为书架，摆满了书籍。而大堆的“小人书”都堆在下面的几层。这些“小人书”对我充满了巨大的吸引力。一到周末，我提着篮子，从南锣鼓巷南口出来，沿着皇城根到景山后街再转到黄化门大概要走二三十分钟。进了文化部宿舍大院，在左侧，看到那个在角落里的大红门，我就兴奋无比，因为可以享受随便看“小人书”的时刻了。尔康哥，那时我叫他“胖子哥哥”，会告诉我哪些是新送来的，哪些是老的。他告诉完，我就让他离开，因为我要坐在地板上，独自品味和享受这种快乐和满足。我一本不漏地翻看每一本书的大概，挑出喜欢的就带回去再细看，真是趣味无穷。记得最早认识“红楼梦”就是从那章回小人书开始的。对《红楼梦》小人书情有独钟，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2008年，终于特地从中国买回了全套精装本《红楼梦》小人书。可是总觉得那画面和解说都远不及那时的精湛细腻引人入胜了。
后来郑家搬到了和平里的大楼里。郑先生去世后，太太们的联系并未中断，麻将桌上的牌局仍继续着。那时我已在安定门方家胡同的女二中念中学。放学后，如果母亲在郑家，我就坐八路或四路无轨电车到和平里终点站，下车走不远就是郑家住的大楼。太太们打一天牌，除了吃两顿饭，下午还吃点心。我去了就在那儿吃点心，做功课，玩，一直到吃完晚饭才跟母亲一起回家。那时候，记得郑家的大师傅叫赵妈阿姨，很会烧菜做点心，每次都是不同的点心，吃饭也是满满一桌菜。我总觉得他们家的饭特别好吃，跟饭店一样。“文革”时，太太们也不能再打麻将了，而改打扑克牌。
张葱玉写给三个子女的信，谈寄住在郑振铎家的情况
母亲说，郑太太十分聪明，想出了用四副扑克牌抽取其中一部分，组成了与麻将相对应的“扑克麻将牌”。再将扑克从中剪半，就变得秀气玲珑。但因为徐伯母(徐邦达夫人)手小，仍难以拿住十三张牌，郑伯母又想出用一个碗装了米，将牌插在碗里，这样就彻底解决了扑克代麻将的问题。如今牌桌上的老友只有96岁高寿的母亲仍健在，并对此记忆犹新，直到现在仍念念不忘，常常提起。可见那段经历和生活，在那个年代，对她们来说是非常享受的。
尔康哥结婚的时候，是1961年吧，因为母亲患肋膜炎，卧病在床，父亲就带了我去贺喜。记得婚礼是在王府井附近的和平饭店，是那时候北京数得着的几个高级宾馆之一，婚礼是在一个布置得很讲究的大厅里。记得父亲和我到时，已来了很多客人。父亲把我带到文物出版社的一堆女同志那里，自己就和别人聊天去了。我那时上初中，觉得尔康哥是那么高大挺拔威武，迎孝姐是那么美丽高贵优雅。在那个时代，称他们“金童玉女”实不为过。
1958年郑先生的过世，让父亲痛失老友老上级，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但那时文物局的工作已经展开，并又兼任文物出版社副总编一职，出差，讲座，审稿，写作，接客访友，父亲日夜繁忙。没想到，五年后，1963年8月26日，就在我17岁生日前15天，他也因病辞世了。
1970年我大学毕业了，分配到大连。1972年五一节，回北京结婚时，母亲特地从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赶回来。那个时候凡事都很简陋，我的婚礼也只是在王府井稻香村买了一些熟菜，装了几大盆，请了一些家里和母亲的老朋友，在南锣鼓巷吃了一个简单的午餐。因为来了有几十人，所以倒也很热闹。记得有王世襄夫妇，徐邦达夫人和儿媳带着孙女，张允冲大哥(张学良之侄)，卫哥哥和周姐姐(卫立煌的儿子媳妇)，首位采访溥仪的作家潘际坰夫妇，考古所王俊铭夫妇，轻工业学院的马家阿哥(马振骋，现是上海法文界的名教授)，北化的武永光先生，同院邻居裴文中先生和家人等。最记得，郑振铎夫人郑伯母来时，由唐妈搀扶，带着尔康哥的三个孩子西西、源源、三三，提着蒸锅、烧水壶、热水瓶……大包小包，老老少少一行人浩浩荡荡进得院来。母亲曾开玩笑说真好像搬家一样！现在想起来，在那个年代，并无现在的手机短信电邮，甚至连电话都只有街道上的公用电话，母亲和我们都在4月底才回到北京，如何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聚集了那么多老朋友，真是不可思议啊。那个年代，物质虽贫乏，人情却深厚。
1970年代，迎孝姐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与我弟妹周澜的小姑姑为同事。正是由她们二人的撮合，成全了我弟弟贻爻和周澜的婚事。至今他们夫妇仍视迎孝姐为“大媒人”呢！
往事越千年！我们1980年代初离开中国后，两家的联系中断了二十几年。直到2006年，作家宋路霞女士为写《张氏家族》一书来旧金山采访张家在世的老人，带来了尔康哥和迎孝姐的信，我们才又联系上了。迎孝姐现改名为朱明磊，但母亲和我仍习惯地称她为迎孝和迎孝姐。迎孝姐附上了他们的全家福，这时他们的三个孩子都已成家了。信中并又告知“宝宝姐已经去世几年了，三个孩子都很好。” 宝宝姐就是郑先生的女儿郑小箴女士，我在郑家见过她。那时她的大女儿萨新琦大概两三岁，会走路了，我还和她玩过。
2009年在上海，和尔康哥和迎孝姐分别30多年终于又见面了。即便都是60多岁的人了，我也仍喊尔康哥 “胖子哥哥”。他身体不是太好，行动也较缓慢，但仍风度翩翩。迎孝姐却不像近70的人，仍精力充沛，行动敏捷。我也到访了他们在上海的家，舒适而温馨。他们请我在小区里的一家日本料理店吃午餐，并说好以后每次回国一定要再见面。没想到，2011年4月16日接到迎孝姐电邮，尔康哥已在4月13日因病过世了。也没想到2009年的重逢也成了永别。尔康哥晚年一直致力于整理郑振铎先生的著作，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
2012年11月初，迎孝姐带着儿子郑源夫妇来美探孙访友。在旧金山机场和迎孝姐重逢，喜极而泣。而当年的源源也已年近50了！高龄的母亲见到她他们，提起往事，感慨万分。11月25日，正值母亲96岁大寿，迎孝姐一家参加了母亲的寿筵。我儿子一家也从洛杉矶回旧金山湾区，在寿筵上和当年还抱过他的源源见了面。此一时彼一时，当年的小童，都已成家立业，成为堂堂正正的大男人了！他们俩举着当年源源抱着我儿子的照片又一起拍了照，真是弹指一挥间，换了人间啊！感恩节时，源源的儿子郑炜昊也飞来旧金山和祖母，父母团聚。郑炜昊长得高大挺拔，颇有祖父的风范。他叫我“奶奶”，竟让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是啊，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都老了！我也当了祖母。今年2月份过春节的时候，郑炜昊打来电话给母亲和我们拜年。孩子很懂事，在美国也很快适应了这个社会。说好有机会寒暑假再来加州，要跟我学做中国菜，并一起去海边和国家公园走路爬山。从郑家老太太算起，到曾孙郑炜昊，经历了郑、张两家五代人的起伏流离颠沛，今天又走到了一起！更难得的是，经迎孝姐介绍，认识了在旧金山州立大学任教的玛丽·斯考特博士。她曾就读于哈佛和普林斯顿，是研究中国文物书画，并研究郑振铎先生的专家，还写下了郑振铎传记的英文书，以此介绍给热爱中国文物的西方人。她说因为研究郑振铎而必然知道张葱玉。她万没有想到张葱玉的女儿就和她住在一个小镇里。我也非常震撼，在这个美国西海岸的安静平和的海滨小镇，居然会有研究郑振铎和张葱玉的专家学者。当我们知道彼此是“邻居”时，惊喜无比。她告诉我《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在加州大学图书馆均有复印本，约好带我去看。没想到，这本著名的画册，无缘在国内见到，却存在于千里之外的美国！
郑振铎先生和先父张珩均英年早逝。但我们都深感幸运的是，他们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没有看到他们所深爱的古籍文化遭受到的残酷破坏，没有受到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的批斗磨难，他们带着对中国文物事业的热爱、振兴和奉献精神而长眠了！这是我们两家的后代共有的安慰。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清明时节，写下这点点滴滴的琐事真情，隔海祭拜，谨以此文纪念郑振铎先生遇难五十五周年，纪念先父张珩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尔康哥过世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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